|
二 法律的规则
在民国时期，规范赌博的法律规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赌债债权债务的行使和履行，遵循的仍然是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欠债还钱的古老规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有效力的法律实际上是以最高指示为代表的各级领导人的意志。最高指示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是实际有效力的法律规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在一片混乱的城市生活中，最高指示形式上完成了它对人们生活空间的占领：“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这种法律规则的运行以红卫兵、大字报、标语等轰轰烈烈的运动为基础，某些词语由于其背后的巨大的权力支撑而享有了话语的霸权，例如“他娘的走资派”就不能喊“毛主席万岁”这样的“革命口号”。
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扰乱和主动侵入形式进行的，“村里人都不敢进城”，队长也拒绝去城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城里天天都在死人，我吓都吓死了，眼下进城去开会就是进了棺材。”
当时的农村社会，“比起城里来，太平多了，还跟先前一样”，区别在于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总是在深更半夜里来，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队长的哨子打断，队长在那里喊：“都到晒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要训话啦。”
城市里的红卫兵小将们裹挟着沦丧了的公权力，到农村贴标语和大字报，命令村长“让全村人集合”，发现地主、富农、走资派的努力在队长那里受到阻碍以后，就把队长本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煽动村里人起来反抗队长的白色统治，鼓动人们砸断村长的狗腿，并把队长押进城里进行斗争。
在这种形式下，生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变得紧张不睦。
三 生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紧张关系
赌 债
“福贵啊，赌债也是债，自古以来没有不还债的道理。”——福贵他爹
法律的专业化、职业化是知识专业化、职业化的形式之一，而知识垄断[iii]的触觉
也进一步延伸到某些不合法的职业。
在《活着》里，尽管赌博在当时的制定法中仍然是被禁止[iv]的，在城市中它却是一个职业化的存在：有专门的职业人员（赌博师傅）和地点（青楼等），具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且这种专业知识也是高度职业化的：有高超的身体技术性要求，“眼睛要练成爪子一样，手要练成泥鳅那样滑。”；也有作弊、耍老千等等智力技术性要求。
在赌博高手龙二和沈先生决一胜负的赌局（这个赌局的结果将决定赌博师傅职位的归属）中，双方都做好了准备，想在作弊上更胜一筹，他们的最后一张牌“黑桃Ａ都是从袖管里换出来的”。但是一副牌不能有两张黑桃Ａ，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抢先拿出黑桃Ａ，对手就只能认输——这是赌博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必须得到遵守的一个原因是沈先生是赌博师傅而不是庄家，不能在对手之前拿出黑桃A，就证明了技不如人，所以沈先生也只能承认自己老了而退出赌博师傅的位置。
福贵在城里青楼赌博时，“觉得又痛快又紧张，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舒坦”，在他心目中赌博得到了正当性证明，这个浪荡子对自己光耀祖宗的使命变得有信心起来，开始想把他爹赌博输掉的一百多亩地挣回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在城里鬼混，而是在做生意。但是由于赢家做了手脚，福贵每赌必输，越输他越想把他爹年轻时输掉的一百多亩地赢回来，最终在赌博师傅的圈套下输掉了全部家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