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制度角度看，在中华法系中，管理法（包括管理习惯法）处于对平权性法律的优势地位，甚至可云该法系不曾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则。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政府管制经济活动的法律性行为，如管制食盐、生铁产销并不罕见，蒲坚教授的《中国古代法制丛抄》，有细致叙述。但是，中国古代没有民法。敝国古代无民法，不等于无民事法。关于买卖、婚姻、
继承法则犹存，但是它们仅仅是民事法、某种生活法，并非民法。民法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法则。敝国古代思想中，自然差序认识形成与社会规范差序的交合纠缠，不曾有过合意秩序思想。无论是在中国人生活中，还是社会规范中，皆缺乏平等体认，是一个显著事实。在自然中，存在主体有别，生命之间存在派生关联关系，确无存在状态的平等，唯有生命价值的平等意义，可供发掘。要追究存在状态的不平等的起因，只有去追问自然。自然永远大智若愚，它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人们去问宗教，宗教倒是有解答，它说这是因缘、业障等等引致。但是广泛的无神论者，对此不甚相信。事实性不平等，与社会规范确认的权利平等，本身不是冲突性叙述；社会分配和社会竞争机会的平等，是差异性存在世界中规范建构中的平等。在建立社会这个层次，如何复述自然秩序，成了一个文明分野的问题。“复述差错”，在不同的权力制度和法律制度建构过程中，出现得十分频繁。“复述差错”可以形成权利非平等的意识。规范意义非平等思路的管理型法制，与平权法制比较，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同的。合意主义作为平等法律规则产生的思想基础，基本上克服了“复述差错”；为了克服“复述差错”，甚至将法权平等，直接写入法律规则，并通过必要法律程序，保障权利的平等性。敝国由于缺乏合意主义思想传统，无法找到平等的恰当规范意义，难以产生平权法律，是可以被“文化理解”的。尤其是上世纪的社会革命，不断加剧社会仇恨，推崇社会暴力权威，法律纯粹演变成行使暴力的社会工具，形成了“枪杆子＋律令”这种样式“丑化”的法律体系。管理型法制对于社会权利的保障式微，主要体现为公民诉权设计的偏差。与平权法治社会的诉权设计比较，它缺乏维权的可诉机制。这种可诉机制残缺，主要体现为司法体系残缺和法律审查机制残缺。管理型法制，缺乏健全维权功能。
在这种权力与法制的状态下仿行法治，颁行《
行政许可法》，就是从现存权力和法律制度出发，去自我操纵约束现存权力的“事业”，在缺乏社会维权法律制度的时空，去操纵权力的自控而非它控。这就如同对缺乏控制的马车（“驴车”亦可，反正仅仅是个比喻），现在被马或驴自己安装一个自动档的汽车刹车。人治模式之所以誉为马车或驴车，而不是汽车，是因为它没有可靠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任何一个旁听过清华大学工程学课程的人，都可能发现马、驴车在“自动化和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的缺陷。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尤其是诚实学者，是不敢断言马车安上汽车刹车的“制动效果”的：谁能判断出祖国各地的“马”或者“驴”，就一定听任“汽车刹车”对设定行政许可、实施行政许可的命令和限制？关于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监督，难以抵抗现实权力对立法和适法的破坏。只有“政治性存在主体”，会“乐观看待”这种刹车设计。反正历史悬崖，并不一定威胁非特定“政治性存在主体”的未来生活，人们甚至可能窃喜于悬崖的到来：“这样，我就是公有制培养的、名正言顺的资本家了！”“仿行法治”的悲喜剧，一种对权力和法律制度设计缺乏反思的悲喜剧，即轰轰烈烈的《
行政许可法》推介活动，将在2004年7月1日前，达到高潮；让我们以历史过客的身份，目睹马车安装刹车的剧目，在中国准时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