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怎样变成“有机知识分子”
王怡
【关键词】有机知识分子，法庭之友
【全文】
王怡
刘涌案已经煞尾，但各种争论还在回响，经日不绝。我对最高院的提审结果在程序上是存有狐疑的。至于刑讯逼供的事实如何，任何一个没亲历审判的法学专业人士，应该有一种拒绝表态的最起码的谦逊。法学家在庭审之外发言，只能有一种句型，说“此案如果存在刑讯逼供或有分量的嫌疑”，就“必须怎样怎样”，而不能面向法庭说“此案存在刑讯逼供”。如果说出后面的话来，法学家的骄狂及其对法律的内心信奉就实在到了一钱不值的地步。
当初陈兴良等法学家在刘案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就是以这种骄狂的姿态说话的。但他们遭到垢病，最大的一端却是他们拿黑社会老大的钱去替人家说话，然后用法学家的架式非正常的影响司法。我并不反对他们拿钱，要给我了我可能也拿。甚至也不一概反对法学家出具法律意见书。这件事的背后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人们把法学家看作维护普遍正义的传统知识分子，但陈教授等在此案中却以“有机知识分子”身份出现在公共领域。一方面人们对法学家的浪漫想象存有偏见，但人们对法学家超越利益立场的普遍性的崇敬和想象却落了空；另一方面，法学家们在充当“有机知识分子”时还不习惯，于是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名分去干有机知识分子的事情。一边干一边自我陶醉在维护普遍正义的假象中，保持着一股“为万世开太平”的矜持和傲慢。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之间，就出现巨大的落差，导致了舆论包括法学界内部对这些法学家无情的口诛笔伐。
“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很明确的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他就是很鲜明的并且仅仅只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阵营”服务。在葛兰西那里，与知识分子“有机”联系的那个阵营很大，即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兴起，在此之前没有哪个法学家会公然把自己对知识和价值的研究和一个特定阶级捆绑，宣称自己的理论是某某阶级的法学理论。学问是有阶级性的，这是我们前几十年中非常熟悉的一个标准。
但知识“阶级色彩”的逐步退场，并不代表当代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路上。在现代社会，大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和工作和某种特定的、个别的利益紧密联系，他们的职责是在一种特定利益立场下说出一部分的真理。社会学科中尤其是法学，它的“有机”成分几乎是最高的。因为现代法治无论立法还是诉讼，都是一种有机的观念、事实与利益的对抗机制。这个对抗机制中的每一个法学专业人士都是“有机”的，通俗点说也就是“有钱”的。甚至包括学院中受聘于各种机构、拿各种课题订单的法学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