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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手段。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各种政策文件、
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相对人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引导行政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发展哪些领域、事业，或抑制哪些领域、事业等。行政指导不具有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直接法律效力，但行政机关可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如财政、计划、税收、利率等）和其他利益机制（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水、电、道路、交通的配置与使用等），引导相对人遵循行政指导，做出符合行政指导目标的行为。行政指导由于不具有直接强制性，使相对人有较大选择的空间，体现了对其意志的尊重和行政管理的民主性。在许多场合，行政相对人往往自愿接受行政指导，按行政机关的指导行事，从而使行政管理的目标以较小的阻力、较小的代价、较有效地得以实现。但是行政指导也有另外的一面：相对人信任政府，相信行政机关的指导，而且行政机关以各种措施和利益机制引导相对人服从指导，实施指导要求的行为。然而指导一旦错误或失当，导致相对人利益重大损失，行政机关却可以以其行为属于“指导”而非强制为由而不负责任。对此种情况，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研究解决办法，法律开始对行政指导手段适用的范围、程序和责任加以规范。在新世纪，各国行政法无疑将对行政指导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行政指导将不再是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而是应受一定法律规范约束的法律性行为（亦非完全的法律行为）。
（二）行政合同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运用行政合同手段实现其管理职能。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城乡建设和规划领域、科教文卫领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领域，行政合同运用得越来越频繁。相对于传统行政管理的单方行为来说，行政合同的签订要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行政机关要求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要取得相对人的自愿和同意，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都要经双方相互认可，并写入合同之中。这种管理方式充分体现了行政机关对相对方意志的尊重，从而有利于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取得相对方对其管理行为的配合，从而能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当然，行政合同并不完全同于民事合同，行政机关在合同关系中仍然享有某些优益权，如对行政相对方履行合同的监督权和某些相应的强制权，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单方面解除合同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这些优益权，行政相对方通过履行合同取得的优厚的报酬，优惠条件等而获得补偿。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并非能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管理事项。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许多涉及重要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一般都不适用行政合同。而且，在可能适用行政合同的领域，法律对行政合同手段的运用亦应加以严格的规范和控制，如合同的缔结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否则，这一管理方式也极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三）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是行政机关运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做出某种行为，以促
成一定行政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奖励虽然是针对特定个人、组织颁发的，但它对一般公众有普遍的激励作用。首先，行政奖励的适用范围、对象和条件通常通过法律、法规向社会公开，人们欲获得相应奖励，即会自觉努力创造条件，去实现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其次，受奖的先进模范人物及其事迹通常会通过新闻媒介或行政文件向社会公布，这对广大社会公众无疑会起到相应的宣传教育作用，激发他们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从而积极做出相应奖励设立者欲鼓励人们做出的某种行为，达到行政管理的相应目的。很显然，这种管理方式相较于行政命令、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的方式，淡化了权力色彩，体现了对相对人的尊重，更多地体现了民主性。当然，行政奖励并不能代替行政命令、强制、处罚等传统的管理手段，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它只能是传统管理手段的补充。
（四）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主要是“福利国家”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手段，即行政机关通过给特定行
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救济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最低生活补贴等，以维持处在年老、疾病、贫穷、失业和其他困难情境下的相对人的基本生活，并进而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现代社会，虽然许多原实行过分“福利国家”政策的西方国家正在修改其过高的福利政策，但是行政给付作为一种伴之而生的管理手段，并没有消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适用范围还有所扩大。例如，一些国家的行政机关将行政给付与税收等传统行政手段结合适用，共同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公正。如我国政府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财政补贴即属于起这种作用的行政给付。当然，行政给付的运用亦不可过头，而只能与其他行政手段适当地配合和协调运用。否则，会导致“行政国家”弊端的出现。
上述行政管理手段的变迁，无论是传统手段内容和程序的变革，还是新的手段的产生和形成，都还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领域，至于在行政权力社会化情形下，非国家的社会公共体行使特定行政职权，实施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行政管理，其行政手段则更为多样化，更体现了权力弱化和与相对人的协商、合作精神。
五、行政控权机制的变迁：从偏重司法审查到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并重
在许多西方传统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法就是控制行政权的法，而控权的主要手段是司法审查。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可以认为是英国的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和美国行政法泰斗戴维斯。韦德在其名著《行政法》中提出，行政法即是有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Law relating to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al power ）[46]。戴维斯在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的《行政法教程》中指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机关权力和程序的法，特别是包括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法律”[47]。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考察，这种控权论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行政法的功能并非仅仅是控权，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亦有激励的作用[48]。即使行政法的基本功能或主要功能是控权，控权也不限于消极的事后控制，而应包括积极的事前、事中控制，甚至积极控制比消极控制有更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控权机制中有更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都是从现代行政法考察，如果我们研究传统行政法，研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行政法，控权论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司法审查确实是当时行政法控权的基本手段。
在“夜警国家”时代，人们视行政权为“必要的恶”，极为不信任行政权，不欢迎行政权。议会仅授予行政机关极为有限的权限，除国防、外交以外，在内政方面，主要限于治安、邮政、税收等项，到二十世纪初期，行政权开始涉足经济、贸易等领域，但范围和权力仍非常有限。对于当时政府这些极为有限的权限，人们还是感到对其自由、权利构成威胁，并设置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其控制。在当时的监督制约机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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