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概念是什么？是社会所禁止的行为，同时也是对社会造成了较大危害的行为。当然，还需要主观、客观要件等等才能满足法律上的“罪”这一行为模式。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目前制造、贩卖等多数与毒品有关的行为皆为犯罪行为。相对而言，对于卖淫和嫖娼的惩罚则要轻得多，除非容留、组织等等行为外，一次的卖淫购不成罪，一次的嫖娼对于法律而言也算不上什么。但是，无论性交易还是毒品交易都是法律上所“禁止”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就出现在法律上“禁止”这一环节。
首先，我们要问，这两种行为能禁止吗？一般认为，从法理上讲，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不大可能被禁止，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抢劫、偷盗。因此，
刑法的普遍意义除了预防犯罪外，主要还在于其维护社会秩序——设定的，和它的教育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一种行为禁止不了，就干脆抛弃法律治理。言之有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性交易和毒品交易是和其他犯罪行为不同的行为。原因在于，二者实质上是交易——也就是经济行为。毒品提供的是商品——偶尔也有服务，性交易提供的是服务。二者得以生存的土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法行为的社会秩序，是周瑜打黄盖式的愿打愿挨。而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偷盗、抢劫，其对象都不可能是犯罪行为主动的相对方。这一点就使毒品交易、性交易与其他犯罪行为完全区分开了。也就是说，其他犯罪行为之所以不能根绝，可能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这些犯罪行为侵犯的或是制度的有效性，或是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毒品交易和性交易的不能根绝的原因却在于其有市场需求，因此必然产生市场供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单纯从社会秩序角度看，毒品交易、性交易并不侵犯任何非参与者的利益。所以法律所以禁绝毒品和性交易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道德秩序——也就是法律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其次，我们来看禁止的社会后果。如上所述，由于存在市场需求，所以必然产生市场供给。在任何国家，毒品和性服务都已经成为“灰色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也不例外。而“灰色”经济所以为“灰色”，就是因为它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无法无天，是属于没有信用的经济。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如果要运转下去都需要信用体系的支撑，例如，购买毒品需要保证毒品的成色，以防中毒而死，而购买性服务同样希望性工作者是健康的。反之，销售毒品的需要保证收回货款，性工作者也不希望嫖客赖帐或者伤害自己。那么，怎么办？在借助国家公权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只有借助“地下社会”组织——一般称为“黑社会”的管理。黑社会的管理自然是带有自己的利益色彩的管理，因此，围绕保护毒品和性交易演化出无数的犯罪行为，例如抢劫，例如强奸，例如贩卖人口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跑题——由于提供服务者的没有信用——性工作者的患病导致了爱滋病的泛滥。
那么，我们将之合法化有没有可能呢？有史为鉴。荷兰在历史上曾经为黄色产业苦恼不已，围绕性产业，黑社会犯罪层出不穷。最终，荷兰采取了官办黄色产业的办法，使这类犯罪完全消失，同时，由于官办的信用交易特性，使道德制约发挥了巨大作用，黄色产业的发达史也成了明日黄花，一落千丈。最终使黄色产业控制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再看澳大利亚。毒品泛滥的今天，澳大利亚采取了在社区内办所谓“吸毒所”的办法——其实是政府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毒品，同时提供戒毒服务。这一措施是新近采取的，具体后果有待观察。但是，仍不失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