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33)
他曾将欧洲的政治形势与春秋战国时进行对比:
总之今日欧洲之大局无异于昔日之春秋战国。俄则秦也,法则齐也,英则 楚也,而普奥犹韩魏也。普奥强则俄不能出欧洲一步,犹之韩魏强则秦只闭关而自大耳,┅┅故六国失计在不能强韩魏以制秦。而欧洲之相安者,昔则在英法助土以攻俄,今则在普奥相合以御俄。法如合俄伐普,何殊自撤其藩,其为非策也,亦明矣。(34)
显然,他做此对比,在于感叹没有一个超国家的体系来有效的限制各主权单位的行为,他深深认识到,是强力而非正义才是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最终裁判者。其实,今日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国际法与其利益一致时,国际法就成为他们信奉的幌子,但一旦其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相悖时,他们就抛弃了国际法。
王韬的国际法理念是复杂的、非系统的、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相关纠纷,另一方面又怀疑国际法的有效性;在中国由朝贡体系进入条约体系后,他一方面希望通过条约界定各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条约背后的强力。不过,无论如何,在王韬身上,我们窥见了他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进步而主张各国平等竞争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他建议政府通过外交手段收回领事裁判权,但他同时又认为依靠国际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看到了这之后的中外力量的悬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韬坚决反对通过战争解决中外关系的原因。显然那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胜西方,战争只能使百姓涂炭,令中国的境况更遭。
那么,如何才能凭依国际法来减少外国控制、恢复中国主权呢?于是,他给晚清政府开具了一副全面改革以图自强采取新的思想方式的药方:在教育方面,他力谏政府寻求专门人才,推行现代化教育,推介西学;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修筑铁路、革新技术、开矿,对外开展贸易的主张,彻底否定了以农为本的儒教思想 ;在政治方面,他提出裁减官员,更通人情,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方议会的羡慕之情;在军事方面,提倡改善训练方法,实行考试制度,建立海军,采用先进军事技术的种种措施。他深深感到,只有富强了中国才能与他国平等地进入条约体制。
无论王韬的改革方案被清朝政府采用多少,作为一个晚清近世文人,王韬的思维已远远超离了“中体西用”的范式。当其他人热衷于讨论维护中国旧信仰的新方法时,王韬却暗示了中国信仰应作变革以图生存的政治主张。他把孔子看作潜在的改革者,本身就是在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他这种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估,则是他移居上海和香港以后,列强西方冲击沿海地区并形成一种异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亚文化的环境下萌生的,他冷静地比较了中西文明,脱离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并进而滋生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国际法观念。而他对国际法的吊诡态度,显然也是局内人的一种无奈,于是他给晚清政府开具了一副全面改革旨在图强采取新的思想方式的药方。据此,美国汉学家柯文认为,王韬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近世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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