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主义者
A Nationalist Oriented Confucian
王玫黎
【摘要】内容摘要：中国固有文化中礼所规定的明具伦理色彩的等级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体制不能在智仁志士的观念和政治上产生国际法。近世文人王韬的国际法思想产生于其移居上海和香港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之前他和同代人一样，信奉中国文化上的优越主义。王韬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回应西方列强的冲击和自身的经历有关。但笔者对这种“冲击—回应”模式的运用并非费正清式的，毋宁说它更是柯文版的。王韬对国际法的矛盾态度显示了一种局内人的无奈。王韬的国际法思想最后落基于他给晚清政府开具的全面改革旨在图强采取新的思想方式的药方。
【关键词】王韬 国际法思想 礼 儒家
【全文】
儒家民族主义者
——王韬的国际法思想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故论其世也。
——孟子
作为中国近世（recent）改革的早期鼓吹者，王韬代表了与西方列强有紧密联系的沿海地区的文化类型。该区域是西方列强凭藉坚船利炮踏进中国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早遭遇西方文化的条状地带。因此，大半生生活在上海——香港走廊的王韬，与内地的地方精英相比，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体认和感受就更为敏感和深刻，也就是在这里，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法观念。
一
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环境的囚徒，因此，在研究一个人的智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时，必须着眼于其当下的历史情境（context）。冯友兰氏曾指出，对于一个人的思想作历史的研究时，须注意其时代之情势，及各方面的思想状况。（1）
王韬出生在一个用伦理办法而不是用技术办法解决全部问题、以道德代替法律达几千年之久的社会之中。①在之后的三十年内，王韬一直生活在这种固有文化的浸淫之中。在这里受其教师父亲的指导，他系统地学习了经学、子学、史学等，耳濡目染了这个泱泱大国中的为人、为学之道。显然，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观念也都守制于这个文化模式的影响，②这种模式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③诚如论者所言，春秋战国是保有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的过渡时期，而孔子思想是这一空前时代发展中某些氏族贵族性格的表现。但孔子创始的文化——心理结构，却因其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质而长久延续和发展下来。（2）在孔子思想中，礼是一个重要的范畴。《论语》中多处讲礼，鲜明地表示了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痛心疾首，要求人们从各个方面恢复或者遵循礼。据考证，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仪节、风习的总汇，传说周公曾亲自厘定《周礼》，其起源和核心是对祖先的祭祀和尊敬。礼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它是尊卑长幼、上下等级等准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显然，这里的礼仪具有了确定的政治与社会含义。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包容极广的秩序网络，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角色化了。换句话说，礼既是道德，又是法律。（3）礼所包含的等级秩序内容根源于经济政治的因素，但其维系却又依赖于成员们共同信赖的方式——巫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4）那时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是相连的、合一的，而实现其相联的途径便是“巫”。“巫”在上古时期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在卜辞中，可以见到“巫”与“帝”常常相连。（5）显然，作为上古时期的父亲长的政治首领，不仅需要其具备勇敢与刚毅的性格，更要求其具有超人的智慧，以预示未来指导行动。当时，实现政治首领这种超人的智慧的手段便是掌握巫术。由于巫术是王室独有的贯通天地的技巧，因此它也和城市、战争、刑具一样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6）后来，“巫”逐渐下降，并最后沦为民间巫文化，之所以如此，却正是由于王权凌驾神权，使通天人的“巫”日益从属附庸于“王”的缘故。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巫与礼有密切关系，“礼”本是巫君事神、衷心敬长的巫术活动，而“祭”作为巫术礼仪，使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一切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等差安排。因为祭祀的主要对象是祖先，从而这种等差区分严格呈现在祭祀的仪式、姿态、容貌、服饰等等具体形式规范上，这也就是“礼数”，礼也是一种“数”。显然，由于“巫”、“祭”、“礼”的密不可分，便使礼所确立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世间关系具有了神圣的性质。（7）这样，“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世间关系就逐渐固定下来，并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对战国时期的“礼乐崩坏”，孔子提出通过“正名”和“仁”来维护那已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若欲“拨乱世而反正”，则莫如使天子们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使实皆如其名，此所谓正名。同时孔子又诉诸内在情感的“仁”——一种内在修为，来维持崩坏的礼乐，而不是依靠外来的强力。及至孟子时，更是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显然，这种为政为人之道都带有明显的道德和伦理色彩。同时，儒家还认为是否懂礼守礼也是华夷之辨、文明与野蛮之分的标志。孔子之所以在《春秋》中称慕文王而不谈武王，乃在于文王治理国家依赖的是符合礼的秩序的德治，而武王则否。儒家这种中原/中国即是文明的世界观以及通过伦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在之后的长期发展中逐渐积淀成不同于同时代西方的文化，致使人们认为中国优于蛮夷的根本在于中国有文化。生活于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王韬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尽管西方有奇技淫巧，但他们在文化上远落后于中国。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自然不能产生国际法上的平等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