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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结构间的这种关系及其所具有的建构性和固化性力量的认识，促使我对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生产与其赖以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结构间的关系加以关注，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科制度”和“分析单位”方面的迷思问题进行反思。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较为具体的方式把这两个问题做这样的表述：第一，我们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和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只能见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安排的不断强化和扩展，然却至今依旧不见有关这些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资源投置方向的扭曲以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分配或争夺资源而宣称各自学科知识的有效性和真理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结果，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根本不可能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
第二，我们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也作为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单位”。众所周知，我们在否弃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对支撑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视“国家”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检讨，反而在此后的中国研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更是强化了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取向──不论在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时，还是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模式时，我们都把个别国家作为自然的边界并将其视作当然的分析单位；而这正是为什么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等问题往往被视作“另类”问题而不为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论者予以同样关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一言以蔽之，在主要关注中国发展的研究中，中国已然置身于其间且无从摆脱的世界范围的复杂结构基本上被忽略了。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问题实际上还隐含着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它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缺失自主性并充满了迷思；二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社会科学的后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是如何形成这种品格的。更为确切地说，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亦即学术自主性的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这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它要求我们对社会科学场域在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场域的关系中进行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予以关注；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之间的关系，亦即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对社会科学结构与社会科学知识间关系这个问题做这种“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显然要求我们把我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时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做进一步的推进，也就是把视域扩展至国际的结构之中，进而揭示并思考国际既有结构对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制度之移植的支配性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跨国性的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因素。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样一种相互交错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相反，因为正如恩格尔贝特·姆文(Engelbert Mveng)在1978年撰写的题为“从屈服到继承”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推理法或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以外，通往真理的道路还有许多条。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必须要实现非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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