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在这儿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因为私人拍摄交通违章这个事件，而是因为有一个“私人拍摄交通违章奖励办法”的出台。要聚焦的也许应该是这种激励机制是否正当，而不是私人能否拍摄交通违章。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认为私人拍摄交通违章从控告权上说，这是公民的
宪法权利，是不可置疑的。刚刚那位同学把他自己的眼睛比喻成一架照相机，并用证人出庭作证来证明私人拍摄违章的正当性。我并不反对证人出庭作证，我的观点是，正如证人出庭作证——拿它的眼睛所拍摄的东西给法庭看——这并不是“私人执法”一样，私人拍摄交通违章也不是私人执法。我们不能把任何适用法律的行为都泛化成“执法”的概念。这是不妥当的。
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也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物质奖励会不会影响私人拍摄交通违章的正当性，会不会影响据此对违章者所作的处罚的正当性。当违章者不服处罚并告上了法庭，根据合同的约定，拍摄者应当作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在拍摄者已经接受了交警的“物质鼓励”之后，拍摄者的证人资格，以及他所提供的证言所被赋予的证明力还有多少可信度？
徐昕：
我们的主题私人拍摄交通违章，其实是一个简称，在这一意境下指的就是奖励私人拍摄交通违章的问题。我也不是说，私人拍摄就是私人执法，而是政府提供赏金，激励私人拍摄交通违章，并把证据提交给政府，这样私人才执行了交通法规，私人执法是从这一意义而言的。
提问二：
第一，在私人拍摄交通违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违章情况，私人在拍摄的过程中有可能为抓拍镜头而做出某些违章的举动，如跨越栏杆、超越标志线等，这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第二，交警的职责在于维护交通秩序，而奖励私人拍摄，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赋予给群众。我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行政管理行为，为什么不可以将奖励的钱用于交警自身的建设，比如说弥补警力不足呢？
徐昕：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20元给群众可能办成大事，如果给公共机关很可能不起一个水泡。不同的制度设计收益完全不同。按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控制可分为三类：国家对私人的控制；私人对私人的控制；私人对国家的制约。私人拍摄交通违章就属于第二类，它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分散、私人执行的社会控制机制，具有威慑、制裁、导向等社会功能。交警部门在这里利用了私人的力量来实现公权力的社会控制，是一种高超的国家治理的艺术。
提问三：
我想请问徐博士，法律上的公权力交给一个私人公民来执行，其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徐昕：
对这事件，绝大多数法学家拼命地翻法条和教科书，找不到然后就说没有法律依据，私人拍摄者不是执法主体，没有执法权。但有没有执法权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由相关部门制定一个规则授予执法权，不就可以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问题不在于法条依据，而在法理依据。
权力的分配——一项行动的权力究竟属于公权力或私权力，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昨天专属于公权力的东西，明天可能授予给私人行使；曾经有许多私人的权利也频繁地被公权力介入。执法权应由国家垄断的观点，基本上不值一驳，前文举了许多例子。政府提供赏金、私人向政府出售信息的做法在现实中也非常多，比如，通辑嫌疑犯、偷税漏税、制假售假、假冒商标等等，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是典型的公共执法引进私人执法作为补充的情形，是私人执法的一种。人们应该想想，为什么法律没有办法有效遏制赖帐，而民间收债却能相对有效地控制？为什么法院三年无法执行的案件，私人侦探介入十几天就落实？为什么私人拍摄违章活动进行不久，交通秩序就得到较大改善？而在讨论的这个案例中，是国家不想垄断交通执法权，也因为国家垄断交通管理没有那么多资源投入，事实上也没有管好，因此想了个办法，让私人一起来执法。这个时候反而有许多人说，我不要这种权力，因为它是专属于国家的。真是笑话，让他做主人他还不要，怪不得有人说，民众素质太差消受不了民主，给你们也没用，所以你当奴隶好了。试图用来自苏联的教科书上的一些教条或者理论来框住社会现实，这样的状况，只能说明法学的极端幼稚。
提问四：
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隐藏着一个玄机，就是国家权力渗透到私权中，进而达到对私权的一种控制和干涉。
徐昕：
这是一种控制，但不是干涉。按福柯的观点，权力无处不在，并不聚集或集中于国家，而是通过许多非政治群体和组织加以分散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国家利用私人的权力来实施社会控制，恰恰是国家治理的艺术，甚至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共谋，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称为“公权力的私人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