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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中，法学，神圣还是庸俗？这是一个难题。
四、悖论之三：法律职业者的过剩与法律职业者的缺失
供给产生于需求，这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定律。但供给与需求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即供给者的利益。只有供给者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得到了应有的利益，供给与需求才会平衡；如果利益格局失衡，再强烈的需求也不能刺激供给的产生。
在我国，近年法律职业者激增缘于市场的巨大需求以及丰厚的预期利益。在许多人眼里，法律职业者，尤其是律师，早已借助东风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任何一个凡夫俗子都无法逃避的现实。这种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在司法考试（律师考试）中的一个直观体现便是报考人数的激增。去年一度达到了36万人。因此，从表面上看，我国法律职业者需求与供给之间不会有明显的脱节。
尽管司法考试被许多人誉为“法律人才的蓄水池”，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一蓄水池并未起到“蓄水解旱”的作用，法律职业者的需求与供给没有达到良性的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大门仍然没有向这些生力军敞开，而且，法律职业人才的地区分布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得可怜，但通常的情况都是,考生一通过考试就义无返顾地奔向大城市或立即辞职做律师。难怪有些学者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再不对司法考试制度作相应的调整，考试次数进行得越多，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人才就会越少。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许多大城市，法律职业者，特别是律师，可谓已是人满为患，僧多粥少。
市场是一只无形之手，在冥冥之中调节着各种利益的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规律，我们不能人为地扭曲。但市场的自由调节未必能够符合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特殊利益。就法律职业者的供给与需求而言，单靠市场的调节必定无法保证我国法治事业的平衡发展。“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对于客观世界中的运动定律，单靠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顺其自然的话，法律职业者过剩与缺失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但如果一定要人为地扭曲这种客观趋势，其结果注定是导致更为扭曲的利益格局。例如，单纯地以户籍来限制从业地域，就不但会加剧这种不平衡状况，而且很有可能破坏国家的法制统一。因此，惟有因势利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妥当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当前决策者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在一段时期内，在法律职业者匮乏的地区造就某些特殊的利益和交换条件，以产生、吸引和留住更多的法律职业者。例如，在某些地区降分录取便是造就一种特殊利益的表现，而作为交换条件，通过降分录取的考生则必须在当地从事法律工作。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考证。
五、悖论之四：造就法律职业共同体与分化法律职业群体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尽管这话说得有些赤裸裸，但作为对人类行为方式的一个基本概括，这句话还是不乏真知灼见的。诸多的经验事实表明，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共同体必定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而且共同的利益基础必定是足以左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离开了这样的共同利益根基，任何一个群体都只不过是简单拼凑人数的结果而已。
如果说在实行法治的国家必定存在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话，那么这个共同体的利益根基何在？倘若把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者看作是各不相同的自然数，自然数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便是法律职业者共同利益的最大范围。直观地看，法官的利益在于作出经久不被推翻的判决，检察官的利益在于其对被追诉者的指控得到法官的支持和确认，律师的利益在于其所提供的法律帮助能够使当事人满意。三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容。如果将三者的利益进行化约，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唯一的公约数），那就是依照法律办事。
但如果要将“依法办事”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利益根基，牢靠吗？这里边最起码有两个变数：首先，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个群体对“依法办事”的理解是否一致？这关系到法律信仰的问题。其次，相对于其他特有利益而言，“依法办事”这个共同利益所占的比重和分量如何？这关系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整体安排。如果三个群体对“依法办事”的理解存在分歧，如果“依法办事”利益的比重和分量不及其他特有利益（例如唯官唯上、司法腐败），那么很显然，法律职业者的利益根基将不复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也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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