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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从调查申请中的进口产品出发，首先考虑哪些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相似。这种对比表明了国内和进口产品是否相似，他们之间是否可以互换，因此确定了国内和进口产品之间是否有竞争关系。ITC然后考虑与进口产品相对应的国内产品是否为单一相似产品，或这些产品之间是否有明确分界线，以决定是否构成了多个相似产品。ITC随后回过来考虑有关进口（即该产品），确定与相似产品相对应的进口产品，以便单独分析这些与相似产品对应的进口是否对生产该相似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ITC确定是否存在单个或多个相似产品，从国内产品而不是进口产品出发，与协议目的是一致的。协议要求分析国内产业状况，应确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审查国内产品以确定有关相似产品的范围，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目的是确定国内相似产品以界定相关国内产业，确保只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内生产商才被给予调整的机会，那么分析就应当从国内产品而不是进口产品开始。分析的重点是国内产业的状况及对应措施，出口商及产业的性质不能改变这种分析。
此外，起诉方所主张的在界定国内相似产品之前明确将进口细分或界定为不同产品，如何能够必然导致不同的相似产品界定，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在本案中，国内和进口钢铁由相同类型的钢铁组成，进口钢铁与相应国内钢铁相竞争，情况尤为如此。
不仅如此，任何产品分析都应当有根据。在调查收集证据之前将进口细分为若干类别，会动摇调查结果。ITC不是事先确定相似产品的定义，而是首先收集证据，然后进行分析，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确定相似产品。这样可以确保对相似产品的界定符合第3条第1款。
要求主管当局完全根据进口产品细分有关相似产品，不仅在协议中没有依据，而且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这种要求会妨碍主管当局的调查，并且影响其结论的可靠性。进口产品来自不同国家，产品之间有很大区别。如果重点界定进口产品而不是国内产品，就不大可能提供有助于界定国内相似产品和国内产业的信息。其次，多数保障措施调查都是由国内产业提起的；国内产业称由于某个产品进口使它受到了严重损害。产业虽然会指出进口产品的范围，但主管当局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调查确定相似产品。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的定义。
日本说，起诉方之间对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定义没有一致意见是无关紧要的，而只要证明美国所界定的过宽就够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起诉方对其他界定方式没有共识，如何能知道ITC界定过宽呢？
欧共体则说，应当依据税号先行确定进口。但税号仅为一个标准，且并非决定性的。这一点很多起诉方与美国存在共识，上诉机构在日本酒案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事实上，欧共体在自己的保障措施中也将许多不同税号的产品归为一种产品。欧共体所主张的税号方法，是将不同税号归在一起，看进口是否增长，而不考虑其与国内产品的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方法。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所说的是首先界定相似产品，而不是首先确定进口是否增长。欧共体的方法是要求ITC在界定相似产品之前确定进口增长，以达到起诉方的目的。
（b）相似产品标准
在进行相似产品分析时，当事方都认为应当考虑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物理特征，用途，海关分类。很多起诉方同意生产过程可以是适当的。有些起诉方认为消费者偏好也是适当标准，但没有当事方反对ITC考虑营销渠道。
相似产品一词在保障措施协议和GATT中并没有定义，WTO关于保障措施的争端解决程序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在其他协议中所作的解释，并不能自动适用于保障措施协议。
ITC所一贯使用的相似产品标准是一些客观的因素。保障措施调查所分析的是国内产业的状况，而不是市场上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消费者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ITC考虑的营销渠道、生产过程、物理特征、用途和海关分类等客观因素，而不是消费者偏好。
考虑制造或生产过程，即产品是如何及何处制造，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从不同阶段产品制造过程之间的关系，有时可以看出生产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例如，对于板坯和热轧钢等板材，是冷轧钢和涂镀钢等深加工钢的原材料，这些产品在开始生产阶段使用的都是相同生产过程。所有板材使用的都是板坯，其中多数被加工成热轧钢。早期阶段的产品多数都被内部用于生产深加工产品。因此，在达到最后加工阶段之前，产品区别是模糊的。从本案的情况看，ITC看到了不同阶段板材的相关性导致了实质性的内部消费，生产设备是共同的，产业是垂直一体化的。这种生产过程的相关性和生产商之间的一体化，说明市场上每种板材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所有类型的板材都受到整体板材市场状况的影响，因为一种板材就是另一种板材的投入物。因此考虑生产过程，特别是投入物的问题，考虑的是产品，而不是起诉方所指责的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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