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原因析
自认的“中国法学”，从其历史源流上，可以推认是苏联法学催生的一种“法学”。19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实际上其他大学，并不是“外国人民大学”）等等“基地组织”进行的对法律研究者的全面政治教育，催生了“中国法学”这个有别于“民国法学传统”的中国特色产物。自此之后，“中国法学”的“基地组织”，不断发达化。许多名不正言不顺、名字本身就“怪怪的”学术机构或组织，作为“中国法学”的通常基地组织形式，为“中国法学”的盛行，作出了人力资源上的保证。但是， 许多“基地组织” 受训者，接触非本族之人类法律文化后，纷纷汇入法律知识的海洋，并进行了深度的知识重组和反思。某著名法学家在某著名“政法”学院五十周年时，对母校办成“综合性大学”的殷切建议，实际标明了人们对“基地教育”的必要警醒。
在市场化社会，自认的“中国法学”，是法学机构获取国家资金的必要形象包装。“中国法学”和现行学术体制、国家教育科研体制、公有经济体制，形成了运行耦合。如果，某种法学研究组织，成为了“中国xx法学”的“基地组织”，这无疑巨大的增加了获取社会权力支援的可能性。社会中的同盟关系，是形成社会支援的先在条件。故而，如果要发展特定法学组织的组织利益，需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情势下，充分利用“中国法学”这一免费资源，并应当尽量使法学研究机构走向“基地化”。1980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宇宙牌”香烟。后来，中国并不孤立地出现了中国花卉学、奶牛学一系列“中国学概念”。
从政治社会观察，自认的“中国法学”努力契合正式的话语形态。自认的“中国法学”，往往自动形成与被操纵的民族主义的关联关系。如果要模糊强加“中国特色”，“中国法学”必然存在寻求民族主义支持的趋向，进而海纳德里达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可耻性。虽然自认的“中国法学”，对多元民族包括汉以外的少数民族的共存关系，并不比其他法学者关注得更多，但是动辄“中国法学”者，总是对法学的民族性强调得更多、反“欧美化”更猛；虽然自认的“中国法学”，对现世生活改良的贡献，不一定更多，但是这些人呼喊“中国”的时候一定更多。
从生物学角度看，“中国法学”标明个体的衰弱，以及个体被集体的非正常替代，反映出个体的生物活性障碍。在自认的“中国法学”中，一般发现不了生物性主体的存在；即是出现生物性主体，它也缺乏对其生物活性的充分描述。 急于使用“中国法学”者，一般而言，总是走理论下坡路的人士，他们再也找不出大白语词，令人思索，于是拉来“中国法学”，为自身通过20世纪90年代满目疮痍社会里建立的所谓“法学权力”，树立“操盘手”的形象。毫无疑问的是，这是衰老化的信号。在自由意志渐次勃兴的时代，荒诞岁月的理论怪物，不抓“中国法学”这种稻草性、低成本的语词资源，去抓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