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李增刚
【全文】
由我们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一书终于出版了，一方面这本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早该翻译出版；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翻译前后拖了一年多才完成。这本书是华盛顿大学在1995年3月为纪念道诺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荣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在这本书的引论中，两位主编德罗布克（John N. Drobak）及奈（John V. C. Nye）归纳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个研究领域：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全书共分为四部分，有十四篇文章。
该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两篇文章，是1993年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诺思和福格尔（Robert W. Fogel）──的论文。诺思在绪论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并特别介绍了他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以及每一个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福格尔在＜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中，中肯地评价了诺思的经济学贡献，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鉴于诺思的贡献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对诺思研究历程的回顾也就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发展脉络的回顾。
第二部分是「经济史」，包括四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题或验证已有的结论。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在＜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和税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中建立了一个战争和税收的模型，用来分析近代早期欧洲不同国家为甚么建立了不同的产权制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ies），而战争是决定现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增长快慢的关键并不在于税收水平，而在于边际税收效应，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减税，而应该特别关注边际税率和财政制度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一文中，格雷夫（Avner Greif）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的效率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论。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属于经济史文章，但是提出的命题是比较制度学的，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考察了文化、观念与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行为以及对劳动组织、劳动控制、劳动强制的社会可接受方式及其变化。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关注文化价值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方式而直接处理传统经济问题，可能会使人们误入歧途。奈（John V. Nye）在＜关于国家的思考：强制世界中的产权、交易和契约安排的变化》一文中把市场竞争扩展到政治组织理论框架。他首先分析了暴力与市场，认为强制或权力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产出的「效率」或「剩余最大化本质」，真正起作用的是随之而来的交易特征和各种监督成本。在此基础上，奈提出了一个作为掠夺者和管理者的统治者假说，即代议制政府不仅具有统治的寄生性一面，他们还必须提供公共产品。均衡时的统治者是一个寄生者还是一个管理者，最终取决于政治经济市场的结构和统治者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