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第三波接近了尾声，“宪政主义的第三波”却刚刚拉开长达半个世纪的冗长序幕。基本上，古典宪政主义和现代宪政主义的已有成就，主要是为后进国家提供成熟宪政模型的理论和技术，而不可能更多的提供转型的路径。立什么样的宪，这是具有普适性的宪政科学要回答的问题。但怎样走向“立宪”，对每个后进国家甚至都是一个全新和特殊的问题。宪政的第三波非常需要新的宪政主义理论的发展。宪政的革命性或制度转型的强制建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方面，圣雄甘地大力推动的非暴力社会运动，是后进国家一种具有创新价值的立宪道路。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乌坦把这种道路称之为自我限制的“宪政化的革命”或革命的宪政化。这里的“革命”也没有暴力革命的狭窄含义，仅仅代表一种比传统宪政主义更加积极的谋求立宪的方式。索乌坦说这种方式的出现是“在政治上扩展宪政传统的最具戏剧性的步骤”，他慷慨大方的将之称赞为“20世纪的政治献给未来世世代代的最伟大的赠礼” 。
三、在先约束
在先约束是宪政概念的灵魂。它指的是对多数人意志所施加的一种预先的价值束缚。历史上，这种对于政治的超验约束首先来自古希腊自然法传统，后来又在基督教传统中得到了强化。不承认在先约束就没有宪政，也在本质上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可言。也可以反过来说，能够对权力构成最终意义上的有效约束的，一定是某种先于主权者意志而存在的约束，而不可能寄望于主权者无边的意志。当我们说“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依靠制度时，就会面临一个刁难的问题——“那制度不也是人定的吗”？
不错，制度如果是由无所不能的人类定下的，是由无边无际的意志力所决定的，制度在本质上同样也是靠不住的。一个由多数人制定的制度，是否比一个由少数人制定的制度更符合“自然正义”？离开了自然法的超验观，即便从概率上我们也不敢作出稳当的估计。所以人定的制度和人立的法，还必须受到先于立法者意志的某种规则的约束。不但总统靠不住，“人民”同样是靠不住的。这就是洛克的契约论所坚持的那个前提，即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是不能通过社会契约让渡出去的，它们必须保留在公民手中，保留在立法权之外。
立法机关，尽管是最高的权力——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绝对主宰。因为没有人可以向其他人让渡超过其所有的权力。一个人不能将他自己置于他人的专断权力之下。
——洛克《政府论》
从在先约束的概念看，宪政和法治在本质上就是反民主的。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它预设了多数人意志的正当性。而宪政意味着对这种统治的钳制，和对这种意志的某种怀疑与削弱。从政治共同体的整体上看，接受在先约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意志和公共权力的一种克制和自律。如果用一出古希腊戏剧来比喻宪政的本质，莫过于尤利西斯在大海的航行中，需要把自己绑在桅杆上那一幕。宪政对民主的约束，一面体现为在先的超验价值，一面体现为具体的法治和分权制度，宪政主义所认同的民主，必须是接受了这两方面约束的民主。
宪政之道，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又曰“不敢为天下先”。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和“天下神器，不可执之”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宪政主义者眼里，“最高权力”绝不是任何一种世俗的权力，人民可以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来源，但人民和君王的意志一样都不可能是权利的来源，也不能在政治哲学上被摆上最高的位置。在政治上，最高和最先的位置必须被虚置起来，留给一个“不言而喻”的背景。立宪的本质是以
宪法所确认的在先约束去置换绝对的主权者，一开始是虚君，然后是虚民。但“不敢为天下先”既是针对主权者的意志，同样也是针对
宪法而言的。立宪主义并没有狂妄到认为
宪法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不是
宪法的具体内容，而是得到
宪法确认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所接受的那些来自天赋人权的在先约束，才是至高无上的。来自“不言而喻”背景下的自然权利，是一种具有超验性的纽带，一种在超验背景和世俗政权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