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双龙公司和天诚集团及第三人天诚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天诚集团辩称其不应该承担信用证向下的担保责任，其中理由之一是天津分行凭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书放单，说明其对该单据代表的货物所有权做了保留。至于其未按照中国银行的内部强制性规定签发信托收据，是对其物保的放弃，其法律后果应由天津分行自行承担，而不应该由担保人来承担。
在信托收据的认定上，天津分行就进口押汇问题专门请示了中国银行总行，总行答复“……《
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有关信托收据的规定是引用了外国银行的做法。但我国目前没有《
信托法》，银行的这一做法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并未在中行系统实施。天津分行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没有签署信托收据是适当的做法。……”
天津市高院认为，双龙公司与天津分行之间的开证法律关系是成立的。“至于双龙公司向天津分行提交叙做押汇申请一节，虽然《
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其对外付款后，接受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的行为，实际是基于原开证申请对双龙公司做出的一种短期融资。双龙公司持有全套单据而享有完全的物权，天津分行宇双龙公司之间不存在货权质押关系。另天诚集团与天津分行会谈纪要中将各信用证向下的货物抵押给天津分行的建议，因未实际签订抵押协议而不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事实和法院的裁决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虽然有押汇的有关安排和考虑，但是银行没有签发信托收据。尽管本案中中国银行的内部规章还强调了信托收据对于进口押汇业务的重要性，但是本案的天津分行并没有签发信托收据。这种缺乏书面信托收据的事实，也促成了法院对押汇法律关系的否认。
其二，银行和法院的观点主张都表明了缺乏
信托法的环境中，作为进口押汇的重要担保机制的信托收据的法律机理是脆弱的。中国银行即使面对其内部规章认可信托收据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是仍然采取了不支持信托收据的态度。这也促成了天津市高级人员法院在裁决中不支持信托收据的主张——“虽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
五、进口押汇有重重担保机制：并不意味着银行高枕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