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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合同”体现的是比民事合同、经济合同更为具体的、特定的经济关系。运输活动中发生的运输合同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这些特征基本上是由运输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的。因此，从现实生产方式特征和国家宏观调控需要这二个基本出发点研究运输合同，将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此出发，笔者认为运输合同有以下特征：
１、当事人自由意志法律化
合同的本质是合同自由。合同自由表现在订立合同、选择对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选择合同方式和协议变更合同等多个方面。早期法律不干涉当事人的合同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合意对双方均具有相当于法律的约束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导致垄断产法规，继而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国家干预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限制合同自由。在运输合同领域，限制合同自由发生的最早、最普遍。法律一方面规定运输基础设施公用化和国有化，另一方面对承运人、运价、线路、时间均详加规定。结果是运输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全面的限制。
然而，由于运输合同仍然是合同，而合同的本质仍然是自由，假如剥夺当事人的全部自由，合同关系就不复存在，经济关系就成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如战时军事运输，所以，法律仍旧保留当事人一定的自由。自由的程度则取决于立法者对运输合同关系（经济关系）的认识和运输关系对法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实行自由竟争利大于弊的领域,当事人合同自由度大，反之则小。运输业各种生产方式中，普遍不应实行自由竞争，因此，运输合同自由度相当小。在运输业内部，铁路最不易实行竞争，铁路运输合同的自由最小；而海上和航空运输涉外性很强,可以实行有限竞争,运输合同自由度较大；公路运输可以适当竞争，则合同自由最大。
在这里，原本属当事人的自由是否消失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情况下，公民和其它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度应该越来越高,而不应相反。合同自由不是消失了,而是取得了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取得了法的表现形式。具体合同当事人的自由不再完全以其个别表现为基本形式,而是取得了共同的表现形式。后者的内容是较前者更高程度的、更丰富的自由。现代社会中，每一具体运输合同当事人行使其全部个人合同自由，既是不可能的，又是不需要的。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法律化，更加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利益的集合形成社会利益，二者在本质上并无矛盾之处。
２、承运人资格特定化
交通运输业的国家中央集权，在运输业历史上是各国通例。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设立完备的中央和地方交通行政组织、对交通从业人员以全面管理、对运输生产组织经营权实行特许制，对运输业务进行严格监督，等等。运输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旅客和托运人，另一方为承运人。旅客和托运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承运人必须是具有特定资格的、拥有运输能力的企业或经济组织。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固然是平等的，但由于运输组织的垄断性和对全社会的影响巨大，事实上双方不可能平等。同时由于运输组织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国家需要保护或扶持运输企业，或者由国家直接经营运输业务，避免运输企业经营失败给全社会直接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国家要保护运输业利用者即社会公众的利益，需对承运人给以种种限制、赋予种种义务。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法律化，在这里主要是对承运人意思自由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承运人必须具有特定资格，承运人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
运输业的公用性和独占性决定或国家经营，或以法律或行政特许方式允许私营，或兼而有之。西方发达国家运输业历经从私营到国家经营，又从国营到私营的运动。但这个运动过程不是同圆上向原出发点的回归，而是螺旋式上升，即西方国家本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运输业重返私营化和放松管理运动，仅仅是国家把经营权部分转交给私人组织，从对运输业的严格管理变为放松管理。国家从直接经营方式和直接行政干预变为以法律进行更全面、更高级的间接管理。从我国目前运输立法状况看，铁路、民航、远洋运输也在经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管理制度变革 。但这种变革决不是放弃对运输业的管理和中央集权，实行私有化，而是变国家经营为企业经营，变行政干预为法律调整，变直接管理为间接调控。即使如此，绝大部分运输企业如铁路、航空、远洋运输企业仍然由国家所有或控股，这些企业的改革与一般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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