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因素在立法上表现为大量专门运输法规的产生，如
铁路法、公路法、航空法,等等,每一专门运输法中都对运输合同有着专门、详细的规定。在各专门运输法中,民事法律规范与行政法律规范并存,但基本内容却是运输合同法规范。体现在专门运输法规中的合同法及其各专门运输法规本身，已经大大超出传统民法、商法的范围,传统的民商法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而应成为新的部门法，“经济法”的范围，成为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
现代运输合同法与早期运输合同法相比较,特点是相当鲜明的。第一,运输合同法对运输垄断者,即合同中承运人一方进行全面的限制,如资格限制、运价限制、运输线路和时间的限制等。第二,运输合同自由原则让位于运输合同法定原则。当事人只有在运输法规没有规定、没有不同规定或许可的条件下才享有合同自由。承运人一方往往没有合同的自由,而旅客和托运人一方只有订立或不订立合同的自由。第三,多种运输合同责任形成,从传统的不负过失责任制演变为严格责任、不负过失责任和过失责任多种责任制并存。
四、运输合同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运输合同在本质上仍然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商品交换是运输合同这一形式的内容。但运输合同所体现的商品交换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对于承运人一方，其所支付的，是自身活劳动（劳动力）即法律上所谓的劳务，以及物化劳动即运输工具的消耗，其收取的是以运价为形式的等量货币；旅客和托运人支付运价，而换取自身或物品的空间位移这种“有益效果”的发生。
运输合同产生和发展与合同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同步的。合同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但只是到了商品经济发展为普遍的生产形式,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才产生了运输业,运输合同才作为运输生产的基本联系方式。
１、运输合同法定原则
传统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决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但传统的合同自由原则,在运输合同领域中从来就没有普遍实行过,尤其是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发达以后，在相关运输合同中受到很大限制。著名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的论断，“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运输合同发展过程中得到的是相反的表现，倒可以认为是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之所以如此武断地作出结论，看看现当代各国法律对承运人资格的严格规定就可以理解。
运输合同领域中不是合同自由原则，而是合同法定原则，或者说是法定合同原则。合同自由只是在个别的、具体的运输合同中得以体现。
法定合同原则主要来自于国家对整个交通运输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其次，就少量国家允许的私营运输部分，由于其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普遍实行的仍然是标准格式合同。结果是，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由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在运输活动中表现为：旅客和托运人一方的合同自由被承运人一方所限制或剥夺，其只有签订或不签订合同的自由，而丧失了选择承运人、协商合同内容、择选合同形式的自由；承运人一方的自由则被国家限制或剥夺，其要么就是具有国家身份的主体，要么是国家的代理，或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
法定运输合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家强制订立某些运输合同，限制或剥夺合同一方或双方的合同自由。这一表现，在战时的军事运输中特别突出。第二，法律规定强制性合同条款，当事人不得排除其适用。第三，法律对承运人资格和运输营业进行严格规定和限制。第四，法律指定或设立专门机构对运输业务和运输合同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和控制。
２、运输合同法的地位
运输合同法的地位是指其在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整个法的体系中的位置，或者是说运输合同法归类问题，也可以说是运输合同法与其他法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