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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揭露日
揭露日的确定是《若干规定》中最难于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揭露日直接影响着投资者是否具备索赔资格，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成为目前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a、应当是重大事件的揭露；
b、应当是全国首次揭露，而且应当从一般投资者的认识角度来判断，而不应当以专家的角度判断是否构成重大事件的首次揭露。
c、有人认为揭露应当是系统、全面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所谓揭露，本身就存在着不系统、不全面的含义，不能强求局外人对上市公司作假全面知悉。另外，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和对信息反应的快捷本身也要求投资者无法等待系统、全面的揭露作出后再决定投资行为。
d、我们认为，揭露日的确定应当考虑和证券市场反应的一致性，ST东方在2001年7、8、9三个月的暴跌，根据证券市场的功能就说明该公司出现了问题，由于普通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反应应当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不能片面地强调权威结论和虚假陈述的客观揭露。据此我们认为2001.9.14日构成ST东方虚假信息揭露日。
五、 系统风险
《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损失应当和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据此认为，在计算损失时应当将大盘的系统风险考虑进去，就是说，这两年大盘指数的跌幅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上市公司在赔偿时，不应当对投资者就这部分进行赔偿。这种看法表面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看法有明显的漏洞。
对此最直接的抗辩理由是，如果要考虑系统风险，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系统风险释放后至揭露日前买进的股票在考虑赔偿时就不存在剔除风险因素。在法律发达国家，计算系统风险时，是针对每个投资者单独计算的，并且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盘涨跌，一是该支股票所在的行业的全部上市公司指数的涨跌，一是该支股票当期收益与历史同期收益的比较。而且，既然要考虑跌的因素，那么系统涨的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操作上无疑难于执行，因此，我主张完全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去计算，操作上相对简便易行。
而且，《若干规定》在规定损失如何计算时已经将这部分风险剔除出去。 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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