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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一个道德问题以及一个道德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事人真实陈述，本质上是道德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说真话，追求真实，是合符道德的，而说谎则视为不道德。真为善，假为恶，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伦理学基础即在于此。同时，“撤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尼采语，《权利意志》，第962页）。
但说真话才为道德吗？那么，善意的谎言呢？如医生不告诉患者得了不治之症，或骗患者说没有大碍，夫妻隐瞒婚前感情生活或婚外异性交往。而诉讼中的谎言是否也有善的或者说不恶的呢？也许有人会说，善的谎言关键在善意，但诉讼中当事人为自身利益之谎言，不可能为善意，区别标准在于说谎目的是善还是非善。姑且不论说谎目的难以查明，就说当事人在诉讼中皆为个人利益也未免绝对，如国有企业、机关作为当事人维护的可能是国家、集体利益；夫妻离婚可能维护的是子女利益；因一方丧失性功能离婚，他方故意隐瞒为的也是对方的隐私等。因此，就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引入道德支撑，也不能解决问题。
三、当事人陈述真假的判断：一个难以明确的标准
民事诉讼中语言的真假形态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说真话；二是说谎；三是沉默，沉默具有明显误导性的相当于谎言；四是无法分辨真伪，因为有时事物并非“非真即假”，而可能处于模糊态，正所谓“亦真亦幻难取舍”。
首先，需明确语言真假的判断标准。何为真实、何为谎言，是与客观真实相比，还是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有撒谎的故意？当事人陈述是外部事实经当事人大脑加工转换而生成的信息流，是客观真实的主观映象，是否真实主要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问题，判断错了并不一定等于当事人主观上在说谎。因此可排除所谓的客观标准，判断标准应通过外在表现看当事人的内在真实意思。
当事人“不知”，是否为真的不知、还是假装不知、抑或故意说谎？何谓“本应知悉”？运用多大成本来调查当事人是否说谎为正当、合理和经济？判断真实抑或谎言的过程显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正如哲学家公认，最难认识的莫过于人自身，故判断谎言标准的度必须提升为最高，只有非常明确、显而易见、明显与其他证据相抵触等情形方得认定。
第二，在后现代语义学看来，语言也是主体。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多义性、歧义性、自我诠释性，当事人陈述的语言在不同解读者看来很可能具有不同含义，法官、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旁听者可作不同的诠释，而当事人作为陈述的作者本身亦有个人的解释。语言的模糊性加上判断标准的内在性，构成当事人陈述真假判断的二项致命障碍。
第三，当事人陈述真假不能与诉讼结果为评判标准。比如，A主张B借了他的钱，B否认，两人之中必有一人为真，一人为假（此为简化设计）。大致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无法判断，故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即A败诉，在法律上A被视为说谎；二是一方有证据证明，真假分明，A说谎或B说谎；三是第二种情形中存在一类特殊情况，即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天地良心”的客观真实恰恰相反，胜诉方完全可能正是说假话的当事人，败诉方说的是真话，而这种情况在民事诉讼中绝不少见。人们通常依法律事实和生效判决认定胜诉方为真，败诉方说谎。但这种习惯性区分，与8岁小孩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我们和敌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同样“天真无瑕的美丽童贞”。真假的判断并非如此简单。第一种情形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而导致的败诉，第三种情形是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所致，诉讼结果与当事人陈述真假并无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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