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结语
笔者认为，评析一个行业有无存在的必要和产业前景是否广阔，关键要看是否有社会需求，不能因为它们在初创阶段有诸多违法嫌疑与不尽人意之处，就武断地采取否定态度不给其发展的机会。倘若如此，警察业在我国应该取消，因为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我们的解决思路是如何控制其违法行为，而不是直接取缔，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警察承担着大量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工作。所以，作为法律人，在考虑中国是否需要发展私家侦探业的问题时，应立基于社会的现实需求和法治的发展要求，进而寻求完善的法律规范，让它尽快走上理性之路，而不是以怀疑的态度提出“杞人忧天”的质疑，进而形成客观上的阻碍。另外，也不能因为农村不需要，就抹煞城市的需求。总之，我们的思路是，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正当需求，我们应努力促进它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参见：何家弘等编译《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参见：禾雨“美国的私家保安队伍”，载于《中国法制报》，98年5月30日。
[3]参见：“法律，如何面对私家侦探——与三位著名法学家的对话”，载于《法治与新闻》，2000年第9期。
[4]参见：台湾法务部保护司：《犯罪被害人保护研究汇编》，1997年版，第94页。
[5]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
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材料来源于中国律师协会主持的“保护经济安全和商业秘密学术研讨会”。
[7]参见：方玲、阎新瑞“中国保安有多大”，载于《现代世界警察》，2000年第7期。
[8]参见：陈永生“侦查体制比较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2期。
[9]参见：吴心正：“美国高校的安全立法和警察制度”，载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10]参见：谢振辉“私人侦探业在中国的可行性”，《法学》1999年12期。
[11]我们不以既有的制度为藩篱，才可能不断推进法律制度的改善。比如，与私人侦探有关的内部规定——《
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公通字〈一九九三〉九十一号）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业务范围”包括：受理民间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查找亲友，安全防范技术咨询及涉及个人隐私方面的调查等。针对这样的禁止性规定，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通知是否合理？其在法律性质上的归属如何？是否与
宪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精神相违背？这都尚存疑义，而不是想当然的“存在既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