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民主与道德乌托邦 -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二、道德乌托邦与高调民主
　　卢梭的高调民主正是起源于其道德的理想主义和对乌托邦的幻想，而道德乌托邦在政治实践上，必然会导致高调民主，直接民主制。那么在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又是如何将两者相勾连的呢，两者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从卢梭的生活起点――日内瓦――一个政教合一，有着整齐划一的道德风尚的袖珍道德理想国开始――这是卢梭一生的精神家园。当时的欧洲正日益世俗化，血液中与生俱来的躁动使卢梭不安于这种文明带来的精神萎靡。他痛斥巴黎的喧嚣和繁华，他甚至痛斥整个欧洲文明，宁愿退回他的精神圣地――日内瓦，那里有一种高尚的道德风化吸引着他的灵魂！
　　从这里开始，卢梭就走上了对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反叛之路。现实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得那颗敏感的心深深的不安，因而卢梭举起了现实世界的手术刀，例如，他认为在剧院里，舞台是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间隔”（distance），是插在观赏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他者”（otherness）。在卢梭眼里这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是文明造成的祸害。
　　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现实世界权威的合法性：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至第五章，卢梭逐一检点了他的前代人、同时代人对政治权力的各种论点，结果发现：从格老秀斯到孟德斯鸠，所有的理论要么直接承认权力的天然合法性，要么以历史形成的经验事实来间接承认权力的合法性。而对卢梭来说，如此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本身就属非法，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合法性理论，因为它剥夺了人的道德追问，取消了人的自由选择。因此，卢梭努力寻找他自己所设计的第三种合法性，而又因为他自己不屑于现实世界，因此他只能求诸于未来，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所在，在“扭结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朱学勤语）后才得出他的合法性形态。
　　又因为卢梭的社会观是“性恶论”的社会观，他对社会发展持有强烈的不信任，对社会的历史全盘的否弃；因此，他的道德理想国只能是卡笛尔似的理性建构，这个没有历史和经济根基的乌托邦要寻找它的合法性，则只能皈依到高调民主，直接民主的门下，真正的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构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自主。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任何他人强加于我的决定对我只能是一种奴役。要实现“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在卢梭看来，没有公意，没有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