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问题，关于专家论证的问题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专家论证的问题。专家论证问题，也是这次在刘涌案件当中谈得比较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周振想教授、田文昌律师和梁根林博士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认为专家论证，它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或者受有关机关的委托，就案件的某一个情况，某一个事实，来发表专家自己的意见，提供一些咨询意见。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法官的专业水平很高，甚至比教授还高（那么像日本，他们的法官在
刑法个论方面，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他们的水平要比刑法学者要高，比教授要高），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必要组织专家就某一个问题来发表意见。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的法官队伍和司法队伍真正有正规学历的人占得还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某些疑难案件，出现某些疑难问题，对于这些疑难问题，专家们也未必能够解决，对于同一问题不同专家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毕竟专家们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对有关当事人、对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会起到一种参考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聘请专家，听取专家意见，就成为我们司法过程当中普遍进行的一种情况。不仅律师来聘请专家就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而且公安机关也聘请某一些专家就某一个案件来发表意见，检察机关也聘请专家来发表意见，法院也聘请专家来就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我本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最高法院主持的就某些案件的定性问题的咨询会，来发表对某些案件的处理问题的处理意见（甚至包括某些重大案件，有些问题定不了，那么请专家来进行咨询）。我也参加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专家咨询会，发表对某些案件的咨询意见。我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市公安局有很多案件都找我们专家委员会来进行咨询。当然我们也参加了包括律师代表的被告人一方，律师代表的被害人一方来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专家咨询。
专家在这些咨询当中，只是发表自己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把司法活动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权力的行使。但是现在随着法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看到的是在司法活动当中，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司法活动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行使，而且包含着一种知识的运用。因此在司法活动中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知识，专家的咨询意见才有可能在一个案件的定性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认为专家对某一个案件发表意见本身，它仅仅是代表专家本人，只是供有关的当事人参考，而不能对案件起到决定作用，不可能说专家说有罪就有罪，专家说无罪就无罪。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专家提供意见如果是不收取费用的，是无偿的，那你是公正的，但是你收了当事人的费用，那好像你就为当事人所用。实际上我要先说明一点，专家提供咨询意见本身也是提供一种劳动服务，所以这种服务它必然是有偿的。实际上不仅律师请专家咨询会给予一定的报酬，而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请专家同样也会给专家一定的劳务报酬。这正是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所应有的价值。所以，不能说无偿提供的咨询就是公正的。我可以说，无偿提供的咨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同样，有偿提供的咨询也可能是正确的。不能以有偿无偿来判断是否公正。当然如果我是受这一方当事人委托，我肯定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就某一个法律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这种意见也是从有利于委托人这个角度来发表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记住这一点：任何意见必须要有它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如果一个专家意见完全脱离事实，完全脱离法律，那么说了等于白说，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站在哪一方，不管是有没有领取报酬，它必须要从事实和法律出发，这样的意见才有可能被有关的司法机关所采纳。脱离了事实和法律，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专家的意见，刚才田文昌也讲了，只对律师所提供的证据负责任。律师提供的证据可能会有假，也不排除有的律师有隐瞒，但是在这种基础上提供的意见它不可能被司法机关所采纳。所以这样的咨询意见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