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后条件成熟时，应当确立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的制度（而不是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这有助于防止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助于更好地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
复次，关于律师会见的场所问题。
在中国，看守所一直是律师会见在押人员的重要场所，但如前文所言，看守所在律师的会见中也存在大量问题，在律师会见时，看守所要求律师出具有关机关批准会见的证明，有的看守所还要求律师签订责任书，自备手铐，还有的要求律师会见时必须要有二名律师同时到场等，这些限制是与有关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也是不合理的。
但笔者认为，除了要解决看守所在律师会见时表象上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看守所的行政隶属问题。由于当前看守所在行政上隶属于公安机关，仅是公安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而公安机关又负责大部分案件的侦查，这样对于一个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一定“侦查”、“控诉”职能的看守所，就不能中立客观地接待律师会见，常常会因避免律师妨碍侦查而限制、拒绝律师会见。因此，能否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而非公安机关管理，也是能否真正克服律师会见难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五、关于律师对同案在押人员的调查会见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律师接受某一在押人员的委托，这时如果需要向其他在押人员进行调查，笔者认为，同样也应赋予律师会见其他同案被告人的权利，这是充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需要，也是充分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
另外，律师与在押人员之间的来往信笺不应受到检查，因为律师是有组织的，有职业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具有很强的自律性，不应将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混同在一起予以规定。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明确要求，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联系应在“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进行，我们的办案机关应当信任律师，对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来往信函不予检查。
最后、关于限制律师会见的法律后果及其救济问题。
尽管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有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侦查和司法机关有予以保障的义务，但由于法律在此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设置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部分，从而导致律师和在押人员的这项权利成了空中楼阁，办案机关的保障义务也就仅仅演变成一种道德义务，没有相应的法律制裁后果。
既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61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第265条都确立了下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我们是否也宜确立这样的规则：以非法剥夺、限制律师与在押人员会见的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只有把侦查、办案机关限制律师会见的“毒果”予以排除，才能真正有效地制止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行为。
同时，侦查机关、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力和司法权力，既是其法定职权，也是其应当承担的法定职责，那么侦查机关、司法机关违反法律规定限制、剥夺律师与在押人员之间的会见权，其办案人员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后，对于律师会见权的救济，应当纳入听证程序。我们应当扩大听证在诉讼中运用的范围，允许律师作为听证的一方当事人，当司法机关就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方面作出决定之前，司法机关应当告知律师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律师可以发表意见，进行举证、质证，主张自己的权利。对于侦查、司法机关非法限制、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律师和在押人员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
综上所述，侦查、司法机关对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既需要概念和制度上的合理构架，更应当在实践中落实，以确保我国的司法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五、结语
律师会见难，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痼疾，折射出控辩力量的严重不平等，折射出侦查、司法机关权力的强大和无制约，折射出办案机关对在押人员权利的淡漠，折射出律师地位的偏微，折射出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异化，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律师会见难的消解，既需要人们观念上的更新，也需要制度上的变革，我们应真正确立起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扩大律师的诉讼权利，取消对律师的过重要求，加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人身保护。《
律师法》要把律师从义务客体转变为权利主体，成为律师权利保护的大宪章。侦查、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严格执法，防止权力的异化；看守所要真正从公安机关独立出去，加强对办案机关的制约；在押人员和律师应增强权利保护意识，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应充分意识到克服律师会见难所面临的深层次障碍。在我国，司法审查机制未建立，审判中心主义未完全实现，制裁程序违法的程序性裁判体系没有建立，保障律师会见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有待完善，我们要对实现律师充分会见的难度有足够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