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违约状况分析
刘凯湘
【全文】
一、违约与市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伊始，引入市场、发展市场就伴随着经济契约关系的萌发和生长。市场运行具有契约化属性，在我国也毫不例外。在改革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合同几乎从无到有、从个别购销活动扩大到包括承揽、承包、租赁、科技协作、商业借贷等广义交易活动，映现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我国在引入市场机制过程中，契约运行总体上处于良性状态。自《
经济合同法》实施以来，违约率在逐渐下降。目前，全国经济合同违约率约10％的事实，反映出我国的制度演变在表现上较为顺利的进行。
在产权明确、责任细化的市场经济中，违约率是作为评判契约运行和市场发育好坏程度的决定性标准，即：违约率高，则意味着契约运行秩序差，市场信用低下，交易成本增加，市场发育程度低；反之，若违约率低，则说明契约运行秩序良好，市场信用度较高，交易成本相对减少，市场发育程度高。违约率的系数与契约运行状况的优劣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高低成反比。在初级市场的状态下，由于市场风险的作用和暴利机会的刺激，致使大量的交易行为短期化，呈现出高违约率和契约运行高成本的局面。随着初级市场向现代市场的转变，市场的相对稳定和暴利机会的相应减少，使预期交易得到了发展，呈现出低违约率和契约运行的良性状态。从初级市场向现代市场的转变，是交易行为的短期化向预期化的转变，是契约运行的高成本向低成本的转变，是契约运行的良性化过程。
套用违约率的评判尺度来衡量我国现阶段的契约运行状况和市场发育程度，则只能被我国契约运行相对偏低的违约率所迷惑，过高估计市场的发育程度，或者陷入现阶段低违约率与市场发育的低水平相结合的悖论中去。对于这一反常现象的理论阐发，必须接受一个基本命题，即：合同化不等于契约化。合同化只是契约化的表象。在我国，合同化应认为是脱离原有体制迈向新体制的过程，契约化才真正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契约神圣、意思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1]
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我国企业现阶段对履约质量的要求普遍过低，许多违约，包括轻度违约，—般违约，甚至严重违约都未加追究，不能为违约率所反映。在企业权利还来彻底明确、责任还来彻底细化的状况下，企业法人，特别是国有企业法人的自由意志还难以得到彻底体现，利益机制的刚性欠缺，致使对履约质量的要求较低，大量应表现为合同纠纷的案件被履约质量的低要求所淹没；同时，申于代表解纷能力的仲裁力量和司法力量的严重不足(据统计，到1986年，全国经济庭的审判人员不足2万人，仲裁机关的仲裁人员不到8000人)和经验缺乏、解纷时间较长和费用较高，使得大量可能诉诸解纷机构的合同纠纷，通过当事人的私了解决或不了了之。这些因素，都从表面上降低了违约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