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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讨伐性活动的人，并未处于公平法律的语境架构之下，而是处于超越性理念与生活事实严重的对立中。自由合意性行为，比教权型国家神圣理念下的性活动，更少强迫性、机械性。它消除了“组织上安排一个性生活对象”之可能，从而通过社会个体自我意志完成对身体的支配。教权社会，总是盛行权力者的地下性活动，日日演绎“十日谈”场景；甚至猖獗的权色贸易案例，不断成为呈堂证供。
6、性与文明
法律惩罚性活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性的放纵，不利于文明创造。如果在悬空、抽象语境下推论，性放纵尤其是集体的性放纵，会减少文明成果的创造机会。但是，为什么性活动低弱国家，不是人类文化的大国；或者不是历史上文化的繁荣时期？而相反的是，性自由国家和发达文化为何“并行不悖” ？至少要承认，在性的社会活动频繁的中国改革时期，比解放初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我们大致可说，社会交换的自由程度，影响文明成果数量和规模，性活动仅仅是附生在社会交换体系中的次生性活动，不是决定性的。毫无疑问的是，性活动是需要交易成本的，没有发达的社会物质文明，就没有有产阶级的“腐朽生活”。
7、法律规范性基点建构的考察
社会对性的态度很重要，它是神学世界和世俗社会的分水岭。当然，是现代法治社会和政教合一社会的一个区分界线。这个界限掌握，对于世俗社会的管制模式和法制构建，十分重要。本文以性为例，考察的是法律规范性的基点问题 。
社会生活中，性本身不一定是个坏东西，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暴力＋性” 一定是种坏东西。这就使性和法律规范性的基点产生了联系。
法律，存在两种法律，一是服务暴力的法律，一是服务和平的法律。不同的法律，实现不同社会竞争关系的调节。其实，伟大法学家不会想到用法律去规范性本身，而是对性现象本身持宽怀的态度。龚祥瑞教授曾说：谈恋爱，是性欲[3]。沿着伟大法学家的思路，我们将本文第一部分的性问题，剖离出性欲的成分，而不置评说：如果谁需要对性欲本身产生异议，这纯属对人类发难， 人类个体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因为人就是性欲活动的产物。
法律规范介入性的社会调节， 在教权社会是针对性本身，而法治社会关照的是性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合意属性。“暴力＋性”，成为法治社会的规范内容，而默许和平的性活动存在。我们看到怀孕上学不稀奇，如果不违背事先明确校规的话[4]；人们通过自由购票，观看展示性魅力影象；我们也看到许多世俗国家的性产业，具有远远高于教权社会国营企业的服务标准而合法存在；人们也看到合意交媾，成为廊桥遗梦这种体现人类温柔怜悯的文化作品主题；我们看到了比基尼，甚至在不影响合意观瞻情况下，抛弃比基尼的人类天体运动；还有自由世界中，各类形式的性聚会。这类场景，总是被教权型社会主导力量认为大逆不道。相反的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民众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还击。甚至，已经发展到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任何人对性自由的态度，都会被贴上文化卫士和攻击手的标签。但是，除却文化、道德的解读，在法律上是种什么情况？新兴人类法律家，采一种什么视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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