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民法的展望
事实上，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的角度来看法。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一个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首先，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是更多地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而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我们认为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并有了
婚姻法、
继承法、
收养法、
合同法，
商标法、
专利法、
著作权法、
公司法、
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民法的立法体系大体上健全了。但是，我们还缺一个物权法和一部民法典。
为什么还得有民法典？这就涉及到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的意义。人治的基本规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出来。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着老百姓，也约束着立法者、执法者。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法典的意义并不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这么一种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的，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法典化的功能必须达到这一步。首先是文字化的东西，通过文字化的推行，渗入人们的观念——不仅是老百姓的观念，也包括执法者、立法者的观念。所以中国必须有民法典，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真正的人权宣言。
中国的民法典的体系应当如何确定？让我们看看德国民法的立法体系。德国民法采用“五篇制”，称为“潘德克吞”体系，包括总则，用以阐明法律的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的资格，规定取得权利的方式，等等，然后是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篇。整个民法制度就是以权利为体系贯穿下来的。我们现在的民法典是否还这样搞？有学者提出，既然是大陆法系的民，要搞民法典，就应当以德、日为范本，尤其是德国法。德国民法被称为整个德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值得参照；而德国法采用五篇制，那么我们也应该搞五篇制，即总则、债篇、物权篇、亲属篇、继承篇。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当在规则、理念上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不一定在形式上也得照搬。我们是可以而且应当至少在立法技术方面超越它们的。法国民法制定于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民法制定于二十世纪初期，一个过了近两百年，一个过了一百年。当初德国民法的制定比法国民法晚了一百年，就有很多新的创造。法国民法的成果影响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德国民法有创新，人们并不因此否认法国民法的地位，可也并不认为德国法大逆不道。与德国民法相制定相比我们又晚了一个世纪，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所创新而只是沿袭德国法呢？所以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有创新，至少可以突破“五篇制”。除了保留原有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有所增加。比如“知识产权”，这也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而且对于科技的进步、文学创作的繁荣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知识产权还没有上升到这种地位。为什么不能把它写进法典呢？这是其一。其二，人格权。无论德国法、日本法，还是中华民国法，都没有人格权篇。民法涉及两大社会关系，一是财产关系，如社会财产的归属和交易，二是人身关系，如人们的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亲权等。但德国法、日本法里就看不到人身权的一篇。为什么物权债权可以独立成篇，人身权就不能独立成篇呢？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人身权特别是人格权是自然人最珍贵的权利，没有人身权的权利体系立法是不协调的。这些创新一点也不违背自罗马法开始到法国法、德国法所贯穿的民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如果中国的民法典出来以后能够让他人刮目相看，它不仅承继了大陆法包括法国法、德国法、瑞士法的优秀传统，而且能反映和记载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成果，有自己的创新，这何尝不是好事呢？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法制史中所能写下的意义深厚的篇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