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刑法学的研究应当立足于
宪法，并接受宪法学的指导，我国刑法第
1条明确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
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根据
宪法”四字，不仅表明刑事立法权来源于
宪法的明确规定，也意味着作为刑事立法活动的成果——罪刑规范必须于宪法规范相吻合，接受来自于
宪法的合宪性的考验，而不能与宪法规范相冲突和违背。正如前文所述法治社会的建构必须确立公民对法律的忠诚，而这首先要求法律之间不能互相冲突，尤其是子法不得与作为母法的
宪法相违背。司法实践的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甚至违背法律，这就要求司法活动本身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界定“国家机关”的范围上同样如此。依据我国宪法第三章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应当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机关。而且，在
宪法中，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一样，都是和国家机关相并列的。例如，
宪法第
5条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尽管从我国的政体和实际国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但从其性质上看，它毕竟只是一个政党，而不是国家机构。所以，不宜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视为
刑法第
93条中所指的国家机关。这样的理解不仅维护了
宪法的权威性，而且也无碍于反腐败的大局，并不必然导致放纵部分从事公务的党务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下文将会详细的论述。至于将我国目前存在的“名为总公司实为行政部门的机构”认定为国家机关，可能是从这些机构实质上是在“从事公务”这一点上来认定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或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是不符合我国机构改革的政体趋势的，甚至从长远来看，也不符合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可否认，这些部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而存在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们仍然带有原来的行政机关的痕迹，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机构最终将转变为国家的经济管理组织，甚至成为社会中介机构。而且，我们认为，这些机构之所以在性质转变之后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机关的色彩，正是旧体制下权力设置过于集中、人们对权力过于膜拜的结果。
刑法的社会性要求
刑法至少不阻碍社会的进步，在其他法律、法规已经明确了这些机构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的前提下，
刑法如果仍然抱残守缺、拉历史的倒车，不仅在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上出现了断裂或者说突兀，而且也与
刑法的保障法地位不相吻合，是对
刑法谦抑原则的侵蚀。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些机构的现有性质和长远发展来看，都不应当继续把他们视为国家的行政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