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政策的考虑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的补强。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
刑法是对犯罪的发动，正是通过对犯罪的打击来证明
刑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既然是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实际上就不可能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在广泛的抗制犯罪的国家措施中，只有涉及
刑法体系的，才可以称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国家运用
刑法体系，有效而且合理对抗犯罪的政策。所谓
刑法体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犯罪矫治法”。[17]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实践，必然有价值选择的成分；然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又必须以
刑法的实然规定为基础，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据。“没有
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防止犯罪的对策，不管这个对策是不是
刑法上已经有充分规定，也不管即兴提出的对策能否融入我们的体系井然的刑法秩序当中”。[18]所以，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义；其在立法上的总体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标准的指导意义。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要求，当然对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第一，确立的犯罪既遂标准必须合理。所谓合理，笔者认为首先是指法律的规定要和事实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应当尽可能地与行为既遂相吻合，而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相应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实现。第二，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还必须考虑这种抗制的有效性。单纯地依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的既遂，我们会发现对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没有进行法律抗制（最终表现为
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国家的性质都有可能改变，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对于这类犯罪就应当将
刑法的防卫线提前，相应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标准。所以，从合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以犯罪目的实现说为基础，这也是我们在犯罪既遂问题上的一个基准；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犯罪目的的实现，还必须考虑一个对犯罪抗制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某些重罪上将既遂的界限提前。这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它既考虑到了大多数情况下犯罪既遂的一个明确标准——犯罪目的的实现，同时又考虑到了在某些严重犯罪的情形下“犯罪目的实现说”的不足，而以“刑事政策说”加以补强，这才是一个综合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