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
宪法权力接引到法治体系之中，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宪政体制。首先，既然
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而政府权力派生于
宪法权力，那么对政府权力的分离与制约除了是满足政治权力结构化的必须之外，更解决了政府权力是否就是人民权力，它是否可以分立的困惑，平息关于长期以来关于权力分立的种种争论。由于制度的最终关照要以人为中心，而权力本身要靠人来行使，又由于人性本身的晦暗，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制约权力行使的机制。正如汉密尔顿等人所说：“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与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 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5]其次，
宪法权力虽然可划分为许多形态，但无疑地说，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只能被视做为
宪法权力的派生权力，因此，设立一个专门的
宪法保障机构来审查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乎
宪法，并不违背任何民主体制。汉密尔顿就认为：“违反
宪法的
立法法案不能生效。否认这点就等于肯定代理人高于 委托者、仆人高于主子、人民代表超越人民本身，或行使权力的人不仅可做权力不曾许可的事情，而且可做权力禁止的事情。远为理性的设想是把法院设计为人民和立法机构的中间团体，以把后者保持在委代权力的极限之内。解释法律是法院的合适与特殊权力。
宪法必须被法官们视做根本法律。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差异，
宪法应被置于法律之上，人民的意愿应被置于其代表的意愿之上。这一结论毫不表示司法高于立法权力。它仅表明人民的权力 同时高与两者，并且当通过法律表达的立法意志违抗通过
宪法表达的人民意志时，法官应该接受后者而非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