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民主国家虽然倡导和践行人民主权或权力在民原则，但由于各种原因，人民都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亲自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采取代议民主或间接民主的方式将权力授予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所有与国家权力行使相分离的状况，自然会使人们关心起权力委托的方式和程序，被委托者行使权力的范围和责任，以及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潘恩所说：“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时光并不能改变二者的性质。”[13]在委托行使人民权力的众多方式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将人民的公意结合起来表述成为
宪法，使人民的权力转换成
宪法权力，再使各种政府权力来自于
宪法权力并臣服于
宪法权力。这样，经过人民同意的
宪法和政治权力又有了统治和约束人民的合法性。正如汉密尔顿所说，良好政府 “应该奠定在人们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源泉。”而且，权力源自的同意应该是与源自
宪法的授予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源泉，政府各部门据以掌权的宪法来自人民”。[14]
（二）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而言，政治权力的有效行使，有赖于政治权力的结构化。这种表现为，其一，政治权力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其二，人们对在政治权力的服从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服从，亦即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有权者，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担任有权角色的个人的品性。其三，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的体制化而非个人化。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其原因就在于公民角色包含着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因此，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使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安排，是经由
宪法权力关于政府及其官员角色义务和公民角色义务的设计来完成的。
宪法关于政治权力分离行使及相互制约与监督的规定，更使上述安排具有了体制化的保障。政治权力的结构化，是法治必须依赖的载体要求，也是法治这一制度文明现象所发展出的必然结果，没有多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的政治结构，没有分离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多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就不可能有对在政治权力的真正限制和约束，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实现也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