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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行与其相应的财政制度密切相关，财政支付能力实际上决定了政法委员会制度实际运作效果的全过程。基层政法委的办公经费往往是由县财政统一划拨，其权力的发挥要受到财政权力的限制。该县财政拨付的经费很少，据说该县政法委员会一年的经费只有2万多元。那么钱从那里来呢？按照他们的说法，难听一点说，就是四个字：“索、拿、卡、要”。其实也就是主要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人与其他部门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得以实行的。该县由于县委大院已经拍卖作商用，政法委只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由于经费不足，因此主持政法委工作的副书记就找到土地局长，请求土地局帮助解决场地的租借问题；至于政法委的喝水吃饭问题往往也要借助于其他有经济实力的部门。我们看到光是维持政法委日常费用，政法委还要通过借助土地局等其他部门权力的“救济”，政法委要想运作维持除日常运作以外的其他职能亦是非常困难的。而政法委员会的干部由于只吃财政的饭，对于专门事务自然不愿管的太多（要花钱），甚至“巴不得（有关部门和平民百姓）不要找上门来”。甚至为了维持政法委的运作，政法委员会有时还会通过一些制度化的途径来获取财力资源，将非正当的获取途径合法化。我在调查中发现在《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实施国家、集体财物被盗责任赔偿的若干规定》中，就规定责任赔偿人在缴清赔偿金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应及时将赔偿金发还被盗单位，也可经受偿单位同意，按一定比例从赔偿金中提取少量经费，以作为实施过程中的费用。这实际上将“卡要”行为合法化，并将这种公共服务产品货币化，实行一种公共机关服务的收费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实行的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在组成人员上，政法委员会亦在权力博弈中占据弱势。政法委被认为是“储存老干部”的机构，政法委的那些头头们（主要是副职）调进来的时候几乎都是快要“二线”的同志，而且多半是从公检法三家中退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干部有不少从事过多年的政法工作，又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在协调公检法的专门机关中处理事务往往比较稳妥。然而由于政法委员会的事情，按照他们的说法属于“干也干不完，不干也没事”的情形，头头们对政法委的事情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头头之外，一般的政法委干部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在法律实践方面亦不如公检法专门人员。而这就存在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既然政法委员会是联系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的机构，那么政法委的人员在法律素质、训练和责任心上就应当高于政法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但是实际上情况却恰恰相反。
四、消极介入——基层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一般姿态
政法委员会最大量的工作是协调案件。而协调案件最典型的是政法委员会召开专门的会议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接待群众信访的方式，然后向公检法机关反映督促问题的解决。从文本规定上来看，县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范围主要是：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督察协调或牵头督办的案件；群众反映执法不公、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公检法机关有争议的需要政法委协调处理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多的案件是有争议但不一定是重大的案件，用俗话说就是“扯皮”案件。也就是说并不是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都要进入政法委员会的协调程序，没有争议的有关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实际上往往并不拿到政法委讨论。[12]
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13]：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但是纪要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只能作为参考；而且各部门如有不同意见，仍可以向自己的上级反映。事实上，由于要求协调的往往是一个单位首先提出，另一个单位往往并不大乐意协调，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往往会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特别是有政法委书记（往往兼任县委常委）参加的协调会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处理。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政法委本身的权威往往并不是很灵，由于另一方并不是很乐意协调，因此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规避政法委的协调：或者会绕开政法委直接向上级部门请示；或者先请示县委主要领导，定好了调子，让政法委照指示行事；还有些时候自行处理，比如公安局觉得与其与检察院冲突，不如自行消案，因此或者采取取保候审或保证金的方式。除了权威缺失之外，政法委有的时候还协调大家都不愿管的事务，充当所谓“枪头子”的作用。当几家都不愿承担案件责任，就有可能推到政法委，像我们现在推行错案追究制，法院的办案人员怕承担责任，就有可能会提交政法委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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