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ed 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 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 v. Krayenbuhl(65 Neb. 889, 91 N.W. 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 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参见Davis v. Consolidated Rail Corp., 788 F.2d 1260 (7th Cir. 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裁定),I&M Rail Link, LLC v. Northstar Navigation, Inc., 198 F.3d 1012(7th Cir. 2000),以及Richard Cross v. Berg Lumber Company, 7 P.3d 922 (Supreme Court of Wyoming 2000)。
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 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 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5th ed.,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1998); Guido Calabresi, The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这一思路与英美
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