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笔者认为，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采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却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首先，这种观念与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非刑罚化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与人道主义精神不符。刑罚是最严厉的处罚，
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手段，而预防和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其实也是国家、社会和家庭在推卸责任。其次，采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不能起到很好成效。刑罚预防犯罪功能有两种，一是特殊预防，防止其本人再危害社会,二是一般预防，警告社会上不稳定分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送未成年人进监狱,易产生交叉感染,并不利于其改造，特殊预防成效并不大。而对于其他未成年人而言，其犯罪成因复杂，社会阅历肤浅，刑罚对其有多大震慑效果，一般预防能产生多大奏效，也是值得怀疑。再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造成地域上的处罚上实质不平衡。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讲，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并非仅从
刑法意义上考虑，教育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及刑事政策等等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在考虑经济比以前更发达的情形下，我们也要考虑东西部的经济、教育各方面差异的因素造成儿童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成熟的不同，西部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与东部成熟的未成年人一样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处罚上实质的不平等。因此，我们是否能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以达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预防犯罪能产生的利，而避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过度刑罚化不人道等弊端呢？
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需要来自政府、学校、家庭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从道德、法律多角度的教育，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笔者认为，现在关键要做的是有效预防那些经常违反
刑法、有严重违反
刑法的行为和未违反
刑法但轻徽违法不断有违反
刑法的行为倾向而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少年”犯罪问题，在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迫切需要的是完善我们的保安处分体系。所谓保安处分是指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可能进一步危害社会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特定具有危险性格的行为人进行娇治、医疗、感化教育等处置的特殊方法。在西方，保安处分有收容于精神病院、收容于戒除设施、收容于安全保管设施、行状监督、职业禁止等等，通过实施保安处分这种非刑罚措施能，较好预防了“问题少年”的犯罪。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侯，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对于这一款，正如有学者说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本身就是家长或者监护人管教失败的后果，再指望他们管教，对社会是不可靠的。而政府收容教养在现实中因为经费、人员、机构等等问题不容乐观，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这些“问题少年”在社会。因此，现在是到了政府和全社会承担责任的时候了，立法上要完善保安处分措施，建立各种教养场所，完善软硬件设施，培养专业人才。对于那些有严重违反
刑法的行为和未违反
刑法但轻徽违法不断有违反
刑法的行为倾向的“问题少年”，政府要强制收容教养，但这种强制应在法院审理决定,特别应做好实体和程序上的保障，而不是一味追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对“问题少年”的犯罪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