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60]但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仇恨的处境，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它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服务。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马克思评价说：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及其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1]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当这一夙愿得以实现时，国家就趋于灭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62]
社会主义要实现自由，首先要“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63]，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服务对象而不是它的奴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通过的法律，而是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直接的‘夺取’。”[64]这从源头上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因而在这个时期，“国家就不可避免的应当是新型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国家。”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在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65]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概括，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宪政颇有启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简短的五句话，从充分和必要条件两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切新生社会和制度所共有的特征。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新生时代都能很好的发展生产力，也正因为他们解放了生产力，才得以取代旧社会。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的一个新生社会形态，必须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成为历史潮流。所以生产力条件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与以往任何社会根本不同之处。前社会主义社会（原始社会除外）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人对人的剥削。但是公平条件只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必要条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普遍的社会贫穷。正如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条件和社会公平条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充要条件，“共同富裕”是对这两个条件的高度概括。“富裕”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则要求“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以，“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特权社会，她反对任何阶级特权，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会被设计来维护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宪政不保护任何阶级的特权，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的宪政，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或某几个阶级。” [66]
（三）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
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面对实质宪政和合法侵犯时态度迥异，但两者在对待非法侵犯方面没有什幺本质区别，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在新的社会形态确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行使者不滥用职权。在西方，对国家权力行使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宪政实践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这一价值通过权力分立、独立的司法和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这些制度性要素和他们的宪政理念共同促生了西方的形式宪政。就目前的宪政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关于形式宪政建设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限制国家权力违法行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稍逊一筹，但显然，这是社会主义宪政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7]他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要走法治之路，“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68]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实践，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概括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9]基于这种共识，“依法治国”被写进
宪法，成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所有这些都表明，坚持法的统治、法律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法律的一般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实现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维护个人自由，并不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冲突，恰恰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地方。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治的结果是宪政的实施。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必须具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
宪法自身等四方面条件。与四条件说不同的是有学者从
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认为在我国建设宪政，“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提高全民族的宪政精神”“健全
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入手，保障宪法的全面实施。[70]四条件说留下的一点疑问是，四个条件的归纳是以西方宪政既成的事实为依据，但这四个方面恰是西方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先将宪政分解为几个部分再将几个部分综合成整体的方法，没有跳出宪政的范围，只是就宪政论宪政，实质是在说“宪政建设的条件是建设宪政”。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应该从保证
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建立合宪性审查体制，防止非法侵犯以及提高民众
宪法意识等三方面来着手。
（一）保证
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合法侵犯
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就是要让国家权力为所有的公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这要求保证
宪法的正当性。
宪法与宪政关系密切，宪政是
宪法实施的结果。但宪政与
宪法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德意等国都有
宪法，但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很难说那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有宪政。事实上，“只有具有正当性的
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71]
宪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内容的民主化和
宪法制定权的人民享有。现代
宪法，从理念上讲，是人民授予国家权力的委托书，
宪法是这一授权行为的书面凭证。
宪法制定权是一种创造权力的权力，只有这种创造权才能在授权时通过
宪法来充分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从
宪法制定的过程来讲，唯有人民的充分参与、民主程序的设计，才能保证
宪法来源上的正当性。除了在
宪法制定主体上必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制宪权外，确切地在
宪法中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是保证
宪法正当性的核心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