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定物债权与撤销权-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但是，否定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观点受到学者的批判，并被判例所抛弃［3］。因此，特定物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以保全债权，已经成为各国（地区）的普遍认识。只是特定物债权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行使撤销权，学界及判例存在不同见解，其主要分歧在于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关于此问题，各国（地区）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有少数学者认为法条并未为给付物体的区别，主张特定物债权亦有撤销权的适用，然而判例及学者通说（德法日）主张惟有限制的适用。［4］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问题亦见解不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44条系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其修正前的内容为“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围绕该规定，就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学者间亦存有两种不同见解，即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限制肯定说认为，基于债权人撤销权系对于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加以破环，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影响交易安全甚大，因此非于债务人因处分该特定物而陷于无资力时，不准其以维持特定物债权的直接履行为原因，而行使撤销权，否则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的制度受其影响。肯定说则基于总财产及总债权额的计算十分不易，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势必极受限制，撤销权制度的实益亦极有限，尤其特定物债权人明知自己的特定物债权受损，而仅仅因为债务人尚有其他财产或因债务人主张其已获得相当对价，而不能主张撤销权，亦非法律所以维护公平之正途。［6］台湾“最高法院”对此态度不见一贯。1956年台上字第1316号判决认为，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并不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致陷于无资力为限。1987年台上字第2071号判决，1991年台上字第353号判决亦同此意旨。而按1955年台上字第1343号判决，1963年台上字第3873号判决，1966年台上字第308号判决，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须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而陷于无资力为条件。［7］从司法实务上来看，虽然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各有所据，但是前者在学界仍然高居于通说地位。
　　受处于通说地位的限制肯定说的影响，台湾民法典第244条修正后的条文于第三项修订：“••••••仅有害于已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即不得行使撤销权。其修正理由指出：“债务人之全部财产为总债权人之共同担保，债权人应于债权之共同担保减少致害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时，方得行使撤销权。易言之，撤销权之规定，系以保障全体债权人之利益为目的，非为确保特定债权而设。爰于第3项增设不得仅为保全特定债权而行使撤销权之规定（日本民法第424条及425条参考）。”［8］在新法构架下，采肯定说立场的判例已无法继续使用。但是，台湾民法典第244条的上述修订遭到学者的质疑。在1999年11月20日召开的台湾第十七次民法研究会上，台湾学者简资修博士除了从传统的研究方法外，采用了法律经济分析观点，批判了所谓的“有效率之不履约”的见解，并且运用分析“最高法院”历来关于诈害债权案件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讨论，并就支持修法的种种可能理由，如法制史基础、体系基础、功能基础等面向，分别加以评析、反驳，认为第244条修订的第三项的除外规定并不妥当。［9］本文亦认为限制肯定说存有问题，并且拟从传统民法角度对其进行剖析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