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固然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但非理性主义仍然可以与人本主义结盟，形成更具有吸引力的人本主义。20世纪初萨特的存在主义流行一时，他就高呼“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虽然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批判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但它最终还是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个体的感性的“我”，说“存在先于本质”（萨特）就是承认人有本质或人的本质可以定义出来，这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14]因此可以说非理性主义是人本主义在哲学上的另一个变相。
　　（二）　　 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在近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法律的学说和制度实践中，都可以看出人本主义作为“元叙事”的地位。
　　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以“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假说以为人类都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每个人都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经济行为的目的，而整个社会也会因为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而达到富裕繁荣的结果。[15]此后边沁、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对经济人作出补充，认为人是“一部快乐的机器”，理性地通过计算苦乐祸福选择行为策略。至19世纪末，经济人被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数学化，使经济人的神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政治法律方面，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奠基的“社会契约论”，逐渐影响至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人本来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但为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子化的散沙状态，于是人们签订了社会契约，转让保护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给一个公共的机构，从而形成政府的管理社会的权力。这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16]在他们看来，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保护私人产权而顺便存在的，当政府侵犯个人权利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人们可以推翻政府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国家。
　　对于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政治学来说，个人主义是作为方法论，[17]即从个人的行为出发，假定人类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理性行为和天赋权利。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个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社会是个人的集合，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由此衍生出经济、政治、伦理、宗教等诸多面相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显而易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得以存在的知识空间只能是以人为起点和目的的人本主义，是人本主义为它们开辟了讨论自由、人权、民主等问题的领域。[18]在以家族或上帝为本的社会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生发出来的。
　　
　　三
　　
　　人本主义设想的人是理性的人、抽象的人、技术化的人、孤独的人、非历史的人，这些人只是人的一个侧面，是人的一些碎片。拯救这种“人”的行动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既是挽救启蒙式主体性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第一次救赎人的努力。精神现象学就是关于人的意识的经验科学，它考察的是主体（自我意识）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历程。
　　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革命性地提出“他我”。黑格尔认为孤独的自我意识就是“欲望的主体”，
　　“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中才获得它的满足”。[19]
　　换言之，“欲望”为了达到自身的确认和满足，必须以对象的存在为条件，没有客体也就没有主体，没有对象也就没有意识，“为了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的对象是另一个具有同样生命形态的自我意识，即“他人”。
　　从自我向他人的转化，被黑格尔称为“自我意识的双重化”，
　　“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20]
　　扬弃了对立面的自我意识就上升为“精神”，
　　“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21]
　　黑格尔的“自我＝他人”，“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的人类形象，对启蒙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成了沉重的一击。但黑格尔仍然是从形而上学的“自我”出发，假设了“自我意识”的先验性。将“自我”先从“他我”、“我们”中分出去，然后再通过扬弃自我过度到他我和我们，以达到成“我”与“我们”的统一，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将“自我”与“他我”、与“我们”源始性地分裂，就注定了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没有切中问题的本质。提问的方式已经错位，如何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径？黑格尔仍然脱离不了主体性哲学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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