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格尔和福柯对人类学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在近代西方的知识论上具有一种“元认识论”的地位。正是把人作为主体，世界作为客体的人类学，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各种学说、思潮奠定了一个新的基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各门科学和人文学科由此才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没有人类学就没有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与人本主义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它们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二
　　
　　无论如何，人本主义与文艺复兴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是西方世界“祛魅”（韦伯语）的肇端，在这一运动中思想的焦点是将上帝之城的世俗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萌发。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巨制中这样描绘了这一景象：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部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觉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有通过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8]
　　布克哈特这里描述了文艺复兴“发现世界”和“发现人”的两个进程——前者探索客观的外部世界，后者探索主观的人的自身。转换在哲学上，这种精神状态可以表述为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精神／物质、思维／存在等这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这就是海德格尔对这一进程的总结：世界成为图像（即客体、外部世界），与人成为主体乃是同一的过程。[9]
　　人本主义为近代的西方各门科学和各种学说思潮，历史性地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在这一新的空间，人本主义从哲学开始弥漫在的各种思潮中，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正是在人本主义的思想范式中展开的。
　　（一）　　 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儿首先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定了知识的来源是“我思”；康德将“我思”进一步精细化，在先验哲学上进行推演，提出“自我的先验架构”是一切知识的条件；而经过费希特的转化，“自我”最终在黑格尔那里成了实体化的“精神”，演变成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虽然大不同于欧陆的理性哲学，但在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上，同样是理性主义的，即知识和信仰都是奠定在人类自身之上。[10]理性主义所说的理性是指人的理性，它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万物的尺度，只有从人的理性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从而使人摆脱了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束缚，精神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自由发挥领域。
　　理性主义哲学所设计的人类形象是技术的人、抽象的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人在类本质上，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是技术化的人，在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是抽象的人，这一点不管在大陆哲学还是英国经验主义、资产阶级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样的。“技术化“是指人类通过自然科学所发现的世界不过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类必须发明各种技艺和工具克服自然界的必然性，使物为人所用。于是人与自然就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的最大的责任是不停的改进科学技术，达到最大的控制自然的目的。技术化移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是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可计算性”的管理。以科学技术的手段管理社会的后果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个可供计算的单元，科层制广泛运用达到合理的控制人口、经济、政治，总之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都从提高效率和合理地组织经济政治各项事业出发。[11]在这种理性化的过程中，人也被理性化为毫无个性的抽象的人。
　　无论是技术化还是抽象化，理性主义都是在总体的层面讨论人的类本质，总是将人归结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如理性人、经济人。而从不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人，一个个具有感情和冲动的活生生的人。理性主义表现了人本主义的一个侧面。
　　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由来已久，启蒙的同时一股非理性的暗流就在涌动。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脆弱的苇草，具有几何心灵和直觉心灵，[12]几何心灵的不能逾越理性的界线，解决信仰和精神家园的归宿问题。卢梭放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是人类的堕落而不是进步。这股暗流至19世纪末，逐渐汇聚经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发挥，最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存在主义思潮。存在主义从人类的个体出发，认为人没有类本质，不能将人归结为某一点，如理性。现实中的人总是具体的感性的个体人，“我”应当从“我们”中划分出来。“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人力图以理性取代上帝，但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占据上帝退却而留出的空间，信仰是无从依附，现代人被流放出精神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子。这就是现时代的精神状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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