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常识认为法律秩序中人的行为有两种，一种是权利行为一种是义务行为，法律不但要承认权利还要规定义务，不论什么样的“天赋人权”，都不可以让人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否则，不参加诉讼也将成为犯罪行为人正当的选择。在“权利社会”到来之际，在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几乎不可逆转之际，探讨社会主体行为的义务属性虽然比较困难不合时宜，但是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对社会有利或无害的行为被法律赋予权利属性，社会主体可以为之也可以不为之，行为有害于社会时受到法律禁止，其反意行为被赋予义务属性，社会主体没有选择余地必须作为或者不作为。卷入诉讼面对法律和社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被控行为的陈述是权利还是义务，或是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的行为，是诉讼制度中选择强制口供还是选择沉默权的根本依据。
规定行为的权利属性或义务属性，首先基于对行为社会意义的认识，即认识行为的发生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其次是有没有必要动用公共资源规范行为，即不用法律强制或强制后盾能不能保证行为实现。
——法治社会既是权利社会又是义务社会，即每一个社会主体不仅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且要依照法律履行义务承担责任，行为损害他人就要对他人承担法律责任，行为损害社会则要对社会承担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刑事诉讼是法律秩序中处理社会冲突的顶级方式，保证诉讼的顺利有效对公民、国家和全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对涉讼的当事人和机构，通常需要规定尤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即便是与己无关的其他公民也可能承担作证义务，直接引发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人更是难脱干系。法律责任产生总的依据是社会生活所需，导致社会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情形不一而足，因为行为而产生相应责任是其中重要一种，犯罪发生之后对被害主体和法律秩序造成损害，行为人一方面要对被害主体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要对法律秩序承担责任，所以承担不沉默义务陈述其行为是实现诉讼法治的题中之意，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法理之中。行为触犯法律有负于社会，逮住了认栽逮不住心安理得逍遥法外享受沉默权，看似流氓地痞作派其实是经济社会众望所归，是道德和正义的社会认同降到低点的法律反映，这种状况迎合了社会个体普遍的利己心理，与西方自由资本崛起和个性解放的潮流一致，也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一致，但是，或迟或早会使社会受到文明堕落的困扰——在井然的法律秩序中的堕落和困扰，如果不是在社会发展上物欲单边驱动和对人权的过度热衷，不值得亦步亦趋效法效仿。
——刑事诉讼全部活动的核心指向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全部诉讼证据都是为了证明行为是不是犯罪事实，在所有诉讼参与人和参与机构中，犯罪行为人最清楚自己是否实施被控行为以及行为的全过程，在诉讼中是否如实陈述其行为对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因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公众和社会要求刑事诉讼公正地解决每一个案件，但是，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用口供之外的证据证明，得到口供的案件往往可以顺利解决。在不能被口供之外证据证明的案件中，有一部分因侦查和诉讼资源不足而形成，其他案件则不论资源如何充沛手段如何先进，运用口供之外证据概不能予以证明，取得口供是解决这些案件必需的诉讼程序。例如某盗窃案，盗窃团伙采取下毒的方法毒杀耕牛，无人之际立刻将耕牛运走，中毒的耕牛被事主发现就伪装成商贩低价收购卖往肉市或餐馆，一次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后主要依靠口供侦破了该团伙数月间所作同样案件十余起，这样的案件在实践中不胜枚举。当然，我们可以选择降低证明标准的办法解决这类案件，但降低证明标准是诉讼中的下下之策，证明标准的降低或是造成冤错或是放纵犯罪或是罪刑不称，一定会不同程度妨碍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也可以将这类案件归入黑数之中，作为实现“文明”诉讼的代价打入社会成本，但是，以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物质生活状况，以中国社会尚未完全堕落的价值观和正义理念，这样的成本实难承受。
——正是由于取得口供是处理许多案件必需的诉讼程序，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强制口供和刑讯制度，当刑讯制度被废除的时候，膨胀的人权试图将强制口供制度一起挤进标有“封建、专制、野蛮、落后……”的垃圾箱。但是，没有口供就不能证明和解决案件的司法环境仍然存在，摸着圣经或者背诵着道德建设纲要同样可以到法庭上说瞎话，所以，同废除刑讯制度一样，如何取得口供也是现代诉讼制度应当解决的问题。中国
刑事诉讼法在废除刑讯逼供的同时，坚持了强制口供制度，但是，除了规定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外，没有其他配套规定，对拒绝口供或是狡辩抵赖的既没有规定从重或加重刑罚，也没有规定没收保证金延长羁押期限等等，法律规范因为缺失最关键的制裁部分而未实现强制口供。由于没有口供的法律强制，由于法律上不存在的“从严”无从兑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成了极其苍白的标语口号，除了色厉内荏恐吓式的讯问和法律上似有似无的许诺，追诉机构和侦查人员在拒不认罪的犯罪行为人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在繁重的治安任务压力之下、在贪功心切的驱动之下、以及出于其他正当和不正当的动机，采取随意的不成文方式“从严”直至刑讯逼供就成了无奈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成文的“应当如实回答”与不时发生的刑讯逼供，构成了半文明半野蛮的强制口供制度。为了有效取得口供，也是为了采取“疏”的办法消除刑讯逼供，需要完善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规定，在刑事法律中规定犯罪行为人拒绝供述和作伪供的法律责任，建立剔除了刑讯逼供的强制口供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