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与强制口供——怎样选择？
刘竹冬
【关键词】沉默权 强制口供 刑事诉讼 人权
【全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被认为先进的国外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在法学界和相关领域的推介逐渐深入拓展，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至今，关于沉默权的呼吁和议论甚多，在探讨中国诉讼制度中刑讯逼供等“司法劣根”的同时，沉默权被介绍为“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牌之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规则”，“世界各国早已被确立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诉讼文化”，可能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产生重大影响。2000年8月，东北一个区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立即引来媒体一片叫好，关于沉默权以及“米兰达警告”频见报端，一家权威媒体甚至夸张地说道，中国司法制度引入了沉默权。笔者在互联网上随机查阅了50篇相关文章，其中47篇赞同在中国实行沉默权制度，文章不仅从理论上反复论证了沉默权，还列举了不尊重人权、刑讯逼供造就的冤错案件，以这些案件对当事人的惨烈恶果，证明没有“沉默权”、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的落后诉讼制度和诉讼方式，指示沉默权是诉讼制度进步与落后鲜明的区分标志。沉默权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沉默权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百年而不变？沉默权能不能改善和促进中国人权状况？能不能提高中国刑事司法效率？能不能带来中国诉讼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进步？为此，笔者对某郊区2002年单位时间段的100个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作了分析，发现60%以上案件的侦破和审结必须依靠口供，在盗窃、贿赂等一些不易形成旁证的案件中这个比例更高，在对基层侦查部门的调查中，职能机构和职务人员几乎都不赞同实行沉默权制度，一位刑警队长说，“作为警察我不赞成沉默权，作为公民我不反对沉默权，如果成为被告我希望得到沉默权。”调查中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推行沉默权制度，不仅刑事案件破案率将会大幅下降，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压力，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也将带来巨大冲击。理论和实践在沉默权问题上呈现出极大反差，究竟是中国刑事警察进入WTO应当补上一课？还是现代诉讼制度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面临新的发展？似有必要深入思考慎重选择。
沉默权在我国的提出和推行，首当其冲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口供制度。将西方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进行对比，沉默权不排斥坦白从宽，其宽宥精神在辩诉交易中更是淋漓尽致，冲突在于对强制口供的否定，即主张拒绝有罪供述不能导致程序强制和从重加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