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值得警惕的法官职业收入商业化。我再选取一个例子来分析，
《意见》第
10条是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其中第3款规定，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本来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完全是通过财政预算执行的。但是最近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最高法院各个厅室都在办什么审判参考之类的系列出版物，这些刊物据说可以给各个厅室带来不错的收入，成为提高最高法院法官职业待遇的一个很不错的手段。我手头上有一本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主办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这本书11.75个印张，价格竟为33元。[x]，各个厅室都在编这样的审判参考，[xi] 甚至关于法官职业化的连续出版物都出来了：《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2003年第1辑（政治部主办）。我当然不反对这些审判参考的出版，我所怀疑的是它们高价格背后的利润分红流向。除去它的成本，那么它的净利润就是…如果它的发行渠道畅通，全国有2000多个县市，每个法院又有各个法庭…
㈢法官职业化不应成为一种标新立异的口号。这些年来，法院一直都在为树立新形象而努力，法官职业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我很怀疑，这样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法官职业化，在制度上有多少创新。实际上，各个行业包括国家机关都有职业化的要求，切不可以为只有法官才强调职业化的要求，或者说那么的强调职业化的要求。相反，法官职业化应当要体现出与行政/公务员职业化、立法/议员职业化的不同之处。而正在推行的
《意见》中的法官职业化具体措施：法官定额制度也好，法官逐级选任制度也好，交流轮换制度也好，法官培训制度也好，都带有太浓重的官僚色彩，让我看不出法官职业化与公务员职业化（虽然我们不这么提）的区别。
四、一年半太短，张军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张军从2001年12月29日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2003年6月28日被免职，在这个位子上呆了547天。在这547天内，他参加过最高法院举行的“法官林”开园仪式（2002年4月25日）、最高法院党组扩大会议（2002年6月2日）、全国法官队伍建设会议（2002年7月5日）、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班开学典礼（2002年9月3日）、观看最高法院离退休干部美术展（2002年9月4日）、人民法官职业道德演讲比赛汇报会（2002年9月13日）、会见泰国宪法法院院长（2002年9月17日）、参加人民法院报创刊十周年座谈会（2002年9月26日）、参加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办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座谈会（2002年9月28日）、人民调解工作表彰会（2002年9月28日）、全国部分法院调研工作交流会（2002年10月17日）…[xii]这么多的行政事务，让我也从这个角度看到法官职业化的现状，看到它与原有官僚机制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也不想再列举他的活动了，他在任时太忙，在任时间又太短。作为二级大法官，他本来可以多主持审判几个有法律影响的判决，本来可以多谈谈司法解释的意义[xiii]…但是，张军调走了，这是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是政治、人事、司法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