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行文看，一般学者的讨论限于关于授权范围不明的问题，就其实质是代理人是否超越代理权限不明确。如，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本部分为郭明瑞先生撰写）。少数学者提及了代理期间不明，即代理权是否终止不明的问题，以及代理权是否发生不明的情况。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两著作还提及“从意思表示中难以判断向谁授权”，对于此种情况，依照后文注释16处正文，授权行为应当无效。
这是学说上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民事责任”一词，在
民法通则中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在第四章第二节“代理”中，也有不同含义。63条2款的“承担民事责任”，指合法有效之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归属，但是第66条第2款的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指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而非前一种含义。那么第65条3款中的含义，按照一般学说，指代理行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虽然籍由解释可以就此问题达成大致共识，但是至少这是
民法通则技术粗糙的一个小小的反映。
梁慧星：《民法总论》（2001年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作同样处理的，如，佟柔（主编），前注5引书，第282页以下；王利明等，前注4引书，第439页。
王利明（主编），前注5引书，第342-343页。换言之，如果代理人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李仁玉先生也认为该款规定的代理人的责任是“补充责任”。见魏振瀛（主编），前注5引书，第179页。梁展欣先生虽然认为此规定不合理，但是认为对本款规定本身的解释应当如此（梁展欣：《试论代理制度中因委托书授权不明而引起的民事归责问题——评〈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之规定》，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较早的一篇论文（杨仁家：《论代理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政法论坛》1986年第4期）中，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表述十分模糊（“主要地位”“次要地位”）。
王利明等，前注4引书，第439页。郭明瑞先生认为（王利明主编，前注5引书，第342页）代理人在有过错的时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郭先生没有明确提及被代理人也有过错，不过其行文有此意思。所以，郭先生的意思是类似的。
佟柔（主编），前注5引书，第282页以下；江帆、孙鹏主编：《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页。梁慧星先生也有此意：“……代理人应与被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显系从维护交易安全及相对人利益考虑。但未免对代理人过苛，而有代人受过之嫌。”梁慧星，前注7引书，第259页。
魏振瀛（主编），前注5引书，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以下。
梁慧星，前注7引书，第211页以下；魏振瀛（主编），前注5 引书，第142页以下。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以下。
民法通则第
65条第1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授权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
民法通则第
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所以，如果法律上不需要对授权行为的形式有特别要求，本不需要特别规定。
民法通则第
65条第1款对授权行 为的形式进行的规定中只涉及书面和口头形式，没有提及“其他形式”，仅从逻辑上说，应属于第
56条的特别法，依此则授权行为不可以用其他形式。不过，禁止用“其他形式”授权，似乎没有特别的政策上的理由（从未见到正面论述），在立法史上似乎根本没有先例。当然，在解释上可以作扩大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