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
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宪法规范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
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
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
宪法认识的前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
宪法性质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
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
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
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
宪法》第
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
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以孙志刚一案为例，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
宪法权利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
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
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