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看，中国的监督权力制度，源远流长，内容极其丰富。虽然这种体系服务于皇权，但是其形式仍有可借鉴之处。监督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发达、最完善制度。把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现代理念注入古老的监督制度，旧瓶装新酒，就能老树发新芽，建立充满现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监督权力制度。
现行监督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监督成本太高，监督效果太差，监督权力太软，监督方式太滥。要建立现代监督权力体系，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益，强化监督威慑力。
（三）界于二者之间的权利（权力）： 是指具有监督性质的救济权利或者具有救济性质的监督权力，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有人把这种权力称之为社会的权力（权利）。[江平语载《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对话》，《中国法学网》]也有人称之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有五点区别： 1.主体与授权不同；2.向性与强制力度不同；3.功能与能量不同；4.责任与义务不同；5.稳定性与流动性不同[郭道晖：《论社会权力与法治社会》，载 200202《中外法学》]我们认同上述观点。社会权力还与私法中救济权利不同，这种救济不是由受害者进行，而是由和侵权行为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进行。这是一种公法上的救济权利。从结果上看，具有开放性、宏观性。比如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公权力还是私权利？新闻记者在执行采访任务时受到了侵害，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救济？这个非常有意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采访权和人格权的性质，然后才能够弄清具体的法律保护方法。
采访权的权利基础是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权的基础是
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有人说，新闻权是“权力”，因而是公权力，这是不对的，新闻权还是一个权利，而不是权力，因为新闻媒体不是国家机构，无法享有国家机构的权力。但是，新闻权又不是一般的私权利，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因而是公权利，是政治权利性质的权利。它与私权利的性质不同，不能采用私权利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曾经有记者在采访中认为自己的采访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驳回了这种诉讼请求。我是支持这样的判决的，原因就是对公权利无法适用私权利的救济手段进行保护。这种判决不是说记者的采访权不受到法律保护，而是受到侵害的记者寻求的法律保护方法不适当而已。
人格权是民法规定的权利，是私权利，是个人的权利。私权利受到侵害，运用私法的方法进行保护，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损害赔偿，对人格权受到损害的人进行损害赔偿，救济损害，使其受到损害的人格权得到恢复。如果侵害的程度严重，需要适用公法的方法进行救济的时候，则依照
刑法或者行政法的方法，运用刑罚或者行政制裁的方法，对行为人进行制裁，使其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