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课税公平而言，以上介绍的内容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国税法学目前的研究水平。这说明，税法学对经济学成果的“拿来”过于轻松和随意，缺乏为我所用的独特视角。虽然上述税收负担能力说的确可以较好地解决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但是从观念过渡到可以统率规则的法律原则仍然需要法学做出诸多的努力。在这方面，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应能负担原则属于立法理论标准上的原则，它在租税立法上起着指导性原则的重要作用，但它不是解释和适用税法时的指导性原则。应能负担原则是
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体现，是从
宪法平等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税法基本原则。应能负担原则要求最低生活费不课税，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要求既考虑纳税人量的负担能力，又考虑质的负担能力，实现租税人税化，要求实施物价上涨自动调整物价税制度，反对大范围普遍实行租税特别措施。[24]金子宏也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源于
宪法平等原则，且必须按负担能力分配税收负担。与北野有所不同的是，他认为税收公平主义不仅是税收立法的原则，同时也是税收执法的原则，禁止在执行税法时对纳税人不平等对待。[2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认为量能原则在税法发展演进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对所得税法而言，应当依个人经济负担能力分配税收。如果放弃该原则或视之为无具体内涵之空虚公式，则税法之演变只能诉诸议会多数决议或专断独行。量能原则须同其他课税原则相比较讨论，并将其内涵具体化，才能认识其功能。从平等性与量能原则的关系来看，由于租税无具体之对等给付，所有纳税义务只有平等负担或牺牲时才具有合理正当性，而税收负担能力是衡量租税负担是否平等的标准。从比例原则与量能原则的关系来看，税课平等原则如不能发展为适当负担之平等性，纵然平等课税亦只是等同于不正义。所以，量能原则要求的是合乎比例原则的平等，租税的界限即为税法之比例原则，特别是适当性原则与禁止过度原则。[26]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如何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税负。有的学者通过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分层解构，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探讨了税收公平主义的现代内涵。该学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不仅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而且还包括税收
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即通常人们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
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本质的层面。在税收
宪法性法律关系中，国家征税权的行使是履行国家职能、满足公共需要的必要手段。因此，经由
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主体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制定法律和税款征收而建立了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27]的确，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固然重要，但如果公平分配的税收并未按纳税人的意图满足公共需要，以更好地为纳税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相反却被用来填充少数权力派别的贪欲，我们认为，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传统的税法学一直谨慎地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税收的征收阶段，而对税收的使用则从不涉足。这种割裂税款征收与使用过程的做法使得税法学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裹足不前，难以深层次地解释税收法治的全部含义和要求。正因为如此，上述学者的探索才显得尤为可贵。
（四）关于税收效率原则
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所要求的是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税收行政效率问题实际上早在亚当·斯密时期就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亚当·斯密的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以及其后瓦格纳的税务行政原则其实都是着眼于此。税收经济效率的主旨在于如何通过优化税制，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或者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如果说市场经济国家税收经济效率所要求的是应当尽可能减少税收的负面效应，使市场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的话，那么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税收的经济效率则被理解为应如何利用税收固有的职能最大可能地使经济朝着预定目标发展。
与税收经济学对税收效率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税法学并不热衷于研究税法的效率问题，而将效率提升到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相反，许多学者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对人们认为符合经济效率的税收特别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无论是以减轻税负为内容的税收优惠措施，还是以加重税负为内容的税收重课措施，都是在税负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明显违反量能课税原则。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如果从实证上能够说明某项租税特别措施有违政策目的的合理性时，则应视该项措施有
宪法理论上的不合理之处，并从法律上视为违宪无效。[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