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个案性评介向深层研究发展。由于世纪初期本学科远还没有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为适应教学和一般研究的迫切需要,当时大多只是注意于历史上个别人物法律思想的简要介绍。虽然涉及范围较广,但都偏重于一般性评介,触及不深,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种评介即逐渐向纵深发展,在李光灿的倡议下,相继出版了一批专门性质的著作,如李光灿、杨恩瀚的《论韩非》和《论秦始皇》,杨景凡、俞荣根的《论孔子》,杨鹤皋的《商鞅的法律思想》,段秋关的《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刘笃才的《论包拯》,李贵连著《沈家本年谱初编》和《沈家本年谱长编》,以及乔丛启的《孙中山法律思想体系研究》,等等,大都作了比较扎实的资料整理和积累的工作。
——由概括性论析向专题研究发展。初期的研究大抵属于概论式的论述,缺乏比较细致的探索。为了密切结合实际,以适应社会需要,不久即逐渐转向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如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价值观的探讨,段秋关著《刘安及其<淮南鸿烈>》和《西晋的法律家——杜预》,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等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的俞荣根所著《儒家法思想通论》一书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的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所编《<论语>的现代法文化价值》一书所辑一系列文论,以及新近出版的徐进所著《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研究》(第一卷)一书,更是这一方面的显著例证。
——由通论性绍介向断代研究发展。初期的教学和研究,大抵侧重于通盘性的综合介绍,因而不免带有一定的浅表性质,不能满足进一步深入探究的要求。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即开始转变,先后出版的断代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杨鹤皋著《先秦法律思想史》和《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饶鑫贤、杨一凡主编的《明代法律思想研究》,张晋藩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论》等等。此外,南京大学钱大群等所著“唐律系列研究”各书中关于唐代统治阶级法律思想的大量论述,为结合法制史研究法律思想,提供了一个范例。
——由总体性探析向部门研究发展。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已往多注意于学科总体性问题的探讨,这同样不可能进入深层的研究。随着新时期法学各部门的迅速发展,研究也逐渐向各部门展开,相继推出的诸如古代和近代商事立法思想的研究、古代刑事立法思想的研究、古代行政立法思想的研究、近代宪政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以及诸如陶毅、张铭新所著《中国古代婚姻观念》,等论著,大都有着创新和开拓的意义。
——由单向性考察向比较研究发展。前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中国古代法律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的圈子,在方法上主要是单向性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各方面都开始注意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古今和中西法律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成了这时的一个热门课题。武树臣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中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起源部分的论述,便大量采用了比较论证的方法。此外如何勤华著《<论语>与中国亲子法——兼与西方亲子法文化的若干比较》和郝铁川著《中国法律儒家化了吗?——兼论中国封建法律的法家化》两书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大抵都是在比较了中西法律之后形成的。
——由回顾性述论向当代研究发展。长期以来,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率多集中注意于当代以前,而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大都不敢触及。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许多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正面现实,推出了不少极具现实意义的论著。例如李贵连著《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刘新、杜钢健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徐建民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论语>的现代法律价值》,以及上述陈鹏生主编的《<论语>的现代法法文化价值》一书中有关的一批论文,都给人以新的启迪。最近韩延龙等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一书中包含的许多法律思想史料及其论析,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6)。
在论及本时期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时,还不能不提到几部大型辞书中的中国法律思想史部分的编纂和出版:
其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法律思想史分支》。该分支由张国华、饶鑫贤分任正副主编,于1984年9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目前仍由饶鑫贤在主持修订。
其二是《刑法学全书·刑法人物编》。该编由杨春洗、饶鑫贤共同主编,于1993年4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其三是《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分卷》。该分卷由饶鑫贤任主编,李贵连、武树臣任副主编。全分卷约60万字,正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辞书中数量庞大的条目,基本上都是由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所撰写,其中凝聚了他们本人和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本学科近二十年来全面发展的面貌。
除此以外,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全书的编写和出版。如前文所述,该书是由李光灿于1979年的长春会议上提出倡议,后经其他几次会议讨论,确定全书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方案,报经社会科学基金组织领导方面审定,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列入“七五”规划,然后组织本学科在全国各地的资深专家、教授,特别是大批中、青年学者共七十多人,分工合作,于1986年开始编写的。经全体作者边疆五年的奋力拼搏,终于在1990年底完成了12卷、共达五百多万字、分订四大册的鸿篇巨制,并随即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9年夏季,全书四大册已陆续出版发行。该书凝聚了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辛勤劳动,集中了他们长期进行科学研究的积累和成果,反映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作为我国空前的一部多卷本法律思想通史,无疑将发挥其应的学术影响;以之当成本学科在新时期内全面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名副其实的。
二十一世纪:研究的一般展望
上面,我们不厌其烦地就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过程,作了概括的回顾。目的是试图汲取经验教训,着眼未来,振奋精神;进一步开拓前进。那么,这一百年来的经历,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我想,就最主要者言之,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本学科的研究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一样,绝不是可以关在象牙塔里进行而是与国家面临的国际、国际形势、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安定、没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发展,这种研究是根本不可能开展、即使开展也是会夭折或走入歧途的。“文化大革命”的惨重教训,就是一个著例。因此,我们必须放眼大局,置身于现实生活,把本身的研究工作看成是国家整个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从中获得强劲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