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修订旧律的同时，如何看待和汲取西法，是一个随时都要遇到而又必须及时解决的问题。对此，清政府虽然如前所述，指令沈等要“参酌各国法律”去作，实际上却规定凡属有关“中国礼教民情”和“义关伦常”的法律条文，都不许“率行变革”。就沈氏而言，对于我国古代法律、特别是夏、商、周和唐代法律，他是极力推崇的。但在同时，他通过对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治法律情况的实际了解，对于西法也是不遗余力加以称誉的，特别对19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强盛，认为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孟德斯鸠一类法学家的朋兴辈作。他们讨论推寻，蔚为风气，遂致“新理日出，得以改革其政治，保安其人民”（16）。东邻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明治以后之所以迅速强盛，端赖乎“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精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17）这种认识使他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法律强国论”或“法律救国论”的思想。显然，这种思想虽出之于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却是非常片面的；而企图在中国、特别是在当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实现这种思想，更是脱离实际的。
但是必须指出，沈氏在整个主持修律的过程中，大抵都是利用清朝廷作为幌子的所谓“参酌各国法律”的谕旨，坚定地贯彻他的“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的方针，这个方针即使因其意旨不明确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却仍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就使他同慈禧之流的反动统治者和张之洞、劳乃宣等守旧派人物划清了界限。而这正是我们肯定沈氏对待西法态度的一条基本原则。
“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目的乃在于制定新律。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要收集各国法律和法学著作，拿将过来，了解情况，比较研究，决定取舍。为此，沈氏在主持修订法律馆开馆以后，即积极拟定办法，收集各国法律和法学著作。除挑选回国留学人员从事翻译外，并选任熟悉中西法律人员担任研究和纂辑的工作，还聘请了一些外国法律专家担任顾问。仅仅经过一年，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为止，即译成有：德意志
刑法、俄罗斯
刑法、日本现行
刑法等，共26种；此外还有德意志民法、比利时刑法论以及芬兰
刑法、
刑法之私法观等十种已译而未完成的法典和法律著作。在此以后，至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底以前，又译出了一些国家的法典或法律条文。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而全部工作是在仅仅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18）为什么要如此郑重而急迫地组织这项工作呢？这是因为：“欲究各国之政治，必先考各国政治之书，非亲见之不能得其详，非亲见而精译之不能举其要。使节所至，见之矣，或不能译之，即能译之矣，而所译者不能举其要，则见与不见同，译与不译同。盖政治之要，非深于政治者不能知，译政治之书，非深于政治者不能通其义，则将欲取长以补短，又乌乎取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