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爱国主义思想探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因此，通过对沈氏一生经历和事业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通过多年的修律活动，发扬爱国热情，坚持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与加强中西法学的比较研究和交流，以及加强中另法律史学研究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在今天，这种努力也是大有继续提倡并加以发扬之必要的。
　　一
　　清末修律，肇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清朝廷在西安发布的“变法”上谕。封建统治者其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尽管冠冕堂皇，说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易可知，著于《论语》。”（1）就中国律例言之；则“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形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至善，”云云。但究其实际，这些都无非是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逼迫下，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下，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维持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变法”的指导方针上，他们尽管说“欲求振作，当议更新。”而实际强调的却仍然是要求决不能“乱法”。一方面说，“必须取西法之长”以“补中加之短”；另一方面却要求严格遵循“万古不易之常经”，即“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教条。也有可以变的。但其重点无非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想方设法以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总之所谓修订法律云云，第一，必须以作为“立国之大本”的三纲五常为基准，以维护“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第二，需要“参酌各国法律”，“不宜墨守故常”，但决不能因此而“坏中国名教之防”。也就是说，只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决不准许真正去修改旧的法律。
　　这清楚地说明：沈家本担任立法重任、特别在就任修订法律大臣后所面对的，是一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逆。但是，这次修订法律的实质所在，乃在于整个中华民族面对各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加的屈辱，如何通过修律，有助于恢复我国家主权、维护我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而沈氏在半个世纪当中的爱国思想的积累，其中包括目击山河破碎、要求民族复兴的紧迫感，以及由于亲身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凌辱（指光绪二十六年秋被八国联军无端拘押）而进一步加强的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思想，都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因此他所坚持的修律的指导思想虽然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所，而仍不戾乎我国历史相沿之礼教民情。”（2）这同清朝统治者所定的方针，乍看并无多大的不同，但实际招待的结果，却出现了与朝廷原定方针之间的显著差别；因而使这次修律开创了中国法律发展的新的轨道。这正是我们其所以基本肯定沈家本的修律活动的原因所在。下文试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