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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如此，所以张居正改革的要求并不在于改弦更张，而在于切实贯彻执行行之有效的成规，“决其壅，疏其窒”（23），去除阻碍行法的阻力和积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纲纪以正风俗，省议论以行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以达到“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24）的目的。在改革的具体作法上，则是围绕着“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25）这一中心，要求做到加强封建法制，“以法绳天下”（26）：在政治上是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实行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为内容的一整套改革；在经济上是以“固邦本”为最高原则，强调“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要求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并着眼于有利发展生产而采取清丈田亩和实行一条鞭法的政策；在军事上是“饬武备，谨边防，慎选将帅，抵抗侵侮”；在思想文化上是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思想言论的控制，以至由反对空谈心性而禁止讲学，直至毁弃全国书院；等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求在中央的统一擘划和组织领导下，严格执法。所以，从法律思想的角度来考察，张居正虽然始终以正统的代表者自居，但在许多方面却提出了敢于突破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框框的主张。下面，我们试从几个主要的方面略加探讨：
（一）法制必须改革，原则是“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
要改革，要扫除积弊，就必须变法。怎么变呢？如前所述，他是坚持以“法后王”“为便”的。他认为，法不可以“轻变”，也不可以“苟因”。“苟因”，苟且因循，“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轻变”呢，“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27）。这二者都是为治者所禁忌的。然而，从古至今，绝没有经久不变的法制，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变呢？他认为，关键所在，是要从时势和民情出发来考虑。根本原则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切合人民的需要。法制，不论是旧有的或现行的，都应当以此作为衡量的标准。“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28）。如果合乎时宜，人民满意，即使是平凡的人所建立，也不应当废弃；否则，即使是往古圣哲所建立，也不应当遵循。这种思想，明确地反映了他的“极则必变，变则反始”（29）的社会进化理论和“天之立君双为民”的“民贵君轻”观点（30）。就前者而言，他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极力推崇秦始皇、明太祖以至明世宗的任法为治。其中有些观点虽然不足为训，但他据此批判当时的“腐儒”“动称三代”是“不达时变”的观点，对于推行他的改革，却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后者而言，他强调所谓“人主保身以保民”，说穿了，其最终目的虽然只不过是保君和保封建的天下，但他也尖锐地指出，“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将造成天下深重的苦难，危害至大，所以他要求君主“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为天下使”（31）。这种观点，实际上贯彻在他推行改革的始终，这在封建时代的改革家中，也是极为突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法制方面虽然力主改革，却并不认为必须作“戾于时，拂于民”的、即不合时宜和违背民意的改弦更张，更不是企图用严刑峻法来虐使百姓，而只是要求“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32）。
（二）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中央，君主应有绝对权威，能用法律、政令规范天下
明代自嘉、隆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他认为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纲纪坠落，法度陵夷”（33）。而“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34），是人为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持”的。而当时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宗藩勋戚等豪门势力骄恣不法，仗势横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惟在于微贱，而强硬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礼犯分而恬不知畏”（35）。于是中央政令只能行之于百姓而不能达到豪门；上下地位颠倒，朝廷不可能有效地统一管理国家。他认为，这种“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36）的情况，是极可忧虑的，那么，怎样加以匡救呢？他认为，救之之法，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强其根本，振其纪纲”（37）。也就是说，朝廷必须把权力高度集中起来，由君主“总揽乾纲，独运威福”（38），用法律、法令来规范天下，果断地推行各项政策法令，使之即使远在万里以外，也能做到早晨下达而晚上实行，从而达到加强君主专制的权威和国家统一管理的目的。从这些思想出发，他不但要求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以严厉的精神执法，而且要求皇帝“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循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期以达到“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39）的目的。在这样作了之后，如果还有无视法律、政令，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40）的，一定严惩不贷。基于这些指导思想，在具体作法上，为了加强内阁对六部的控制，解决六部之间彼此争权、互相推诿、经常发生掣肘或冲突的问题，张居正当政后，采取从六部到州、县长官，实行一层一层控制的办法：大权集中于内阁，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同时为了做到“法之必行”和“言之必效”，严格实行了“考成法”，对六部、都察院以至按、抚的违制行为，加强考核和纠察，特别是大力纠正宦官专擅的积弊，禁止宦官参与国家的行政事务。他甚至曾正面要求当时炙手可热的宦官头子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罢斥和汰黜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宦官。这些措施，对于重振纲纪，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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