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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2）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二岁时举进士，由工业区吉士进充翰林院编修，旋迁右谕德兼侍讲学士，总领翰林院事。嘉靖四十五年（1566），穆宗朱载垕即位，经由首辅徐阶引荐入内阁。随后边续晋升，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即由一般的学士五品官一跃而为《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隆庆六年（1572）六月，受遗诏辅佐神宗朱翊钧，同时升任首辅。从这时起到万历十年（1582）为止，连续担任内阁首辅达十年之久，长时期掌握着朱明严正声明的全部实际统治权力。万历十年六月，病殁于北京。
在学术思想上，张居正服膺于姚江学派，曾深受阳明之学特别是其中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阳明学派融合儒、释，以“发明本心”为主旨，以见诸事功为标的。张居正即据此确立了他的“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16）的思想。但是，同宋、明以来一般迂腐的道学家相反，张居正反对空谈，讲求实际，虽受阳明之学的影响，而始终没有为之所拘囿。他认为当时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疲敝，士气的虚妄，民风的浇薄，都和学术上的虚谈心性、不务实际的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份关于请求整饬学政、慎选提学的奏疏中曾经指出：当时的提学官“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倖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17）”这些看法显然都是切中时敝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张居正只是强调事功而视心性之学为完全无用呢？是又并不尽然。关于这一点，他在一封书信里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言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18）”很清楚，他所反对的，只不过是道学家们的空谈不切实际；而他所主张的，则无非是兼性命与经济二者而用之。所以他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19）在他看来，这样二者兼用，不仅是为了救学术之敝，而且也是为了救政治之弊；不仅是出于时势的需要，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遵循往古圣贤的模式。他把孔夫子当日聚徒讲学及其一切行事归结到“宪章文武，志服东周”这一点上，认为是一切以服务于当时的实际政治为依归，就正好说明了他的这种观点。此外，他在学与用的关系问题上，也反复阐明了这种观点。例如他说，“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这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20）总之，作为张居正学术思想的根本，归结到一点，就是崇本尚质，务实致用。
崇本尚质，务实致用，不仅是张居正学术思想的要旨，而且也是他政治思想的要旨。执政期间，张居正基于他对明室中衰以后实际情况的了解，认为只有毅然变法，厉行改革，才足以挽救日益加剧的政治社会危机。那么，怎样变和改呢？一种办法是按照孟子的主张：法先王；另一种办法是按照荀子的主张：法后王。而他是力主法后王的。他说：“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孟与荀“两者互异，而荀为近焉”。为什么呢？“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指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后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则有司之籍详，而众人之智熟，道之而易从，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后王便也”（21）。法后王，是不是像当时守旧派所攻击的会坏了“祖宗之法”呢？相反，他认为他所主张的改革，恰恰是以遵循“圣贤经术”和本朝“成宪”作为旗帜的。他说：“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谭而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说得很清楚：他所反对的，只是虚妄的空谈，而绝不是先圣先贤、列祖列宗的成规；他所主张的，只是适应当时实际需要的实干，而绝不是离经叛道、“生今反古”的胡乱兴革；他所强调的是要“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22），一切都不脱离“皇祖”的擘划和规定，而绝不是与此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张居正改革的鲜明的时代特点：他是不欲使他的改革平添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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