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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列各项措施中，严政条和惩吏奸是基本的关键之一。因此，他在《论励臣之道》一文中，建议孝宗皇帝公开地向文武臣僚承担责任，开诚罪己，同时明确要求大家“各共厥职，勉趋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无尸其官”，申明“将明赏罚以厉其后”。并要求大家为皇帝“思所以畏天爱民，求贤发政，富国强兵，复仇谋敌之道”。他认为，在这样作了以后，如果群臣还有不能“惕然承意”者，那简直是禽兽，这时即使是予以“诛之杀之”，也是完全应该的。（30）这充分说明，陈亮敦促当局整顿吏治，实行改革的努力，是十分坚决的。
四、务宽大、轻刑罚
陈亮认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充当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是否能够实行“君道”和“师道”。他说：“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梯，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分也。（31）”作为师道的仁义孝梯，固然是治理天下十分重要的手段，而作为君道的礼乐刑政，同样是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工具。只有二者交修并用，才能获致最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上古时代在“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已经做到“刑措”的情况下，仍规定对于“怙终贼刑”，即屡教不改的犯罪，必须示以明刑的道理。然而自古以来的明君，其所以规定种种罚则，目的都不过是为了“塞其不可由之涂”。在立法和司法上却无不是认为“宽简”胜于“微密”和“温厚”胜于“严厉”的。他进一步传说中皋陶作刑作为例子指出：“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轻者释以财，情之误者释之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谓怙终贼刑者盖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当刑者能几人？后世之轻刑，未有如尧舜之世者也。”他向朝廷建议，希望皇帝“考尧舜之所以轻刑之由”，以保全民命。（32）可见陈亮虽然强调君道与师道并用，礼乐刑政与仁义孝悌交修，但始终是主张务宽大而轻刑罚的。
基于这种务宽大和轻刑罚的思想，陈亮认为当时司法方面存在的弊病是十分严重的。他说：“数年以来，典刑之官遂以杀为能，虽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庙堂或以为公而尽从之，使奏谳之典反以济一时之私意。”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到保全民命呢？所以他提出建议，请朝廷做到“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谳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至其不可出而就极刑，皆据案以析之，不得自为轻重”（33）。认为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去除冤滥之弊而达到保全民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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